“活体解剖（vivisec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vivus”，意思是“活的”，以及 “section”，意思是“切割”）最原始的意思是在生物有机体上进行试验为目的的外科手术，这些生物有机体通常是指那些具备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物。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个词开始被频繁使用，并且有了更广泛地定义，指所有对人体实施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包括引起疼痛、致病、毁容、致残或者致死。这些试验虽然是为了科学目的而非个人利益，但是很多试验都没有经过试验对象的同意，也不被世人理解。那些最容易受到迫害的往往是住在慈善机构、医院以及收容所里的患者，还有那些特别容易被说服或被强迫的群体，包括儿童、囚犯、奴隶、士兵和学生——甚至有些是研究人员自己的家人。本文所述案例，以及公众和专业人士做出的反应，是医学伦理以及医学试验知情同意的发展基础。

“消化之窗”

美国军队外科医生William Beaumont是第一个明确在现实中观察人类消化反应的人。他的发现报告使得他被称为“消化生理学之父”。他的观察对象名叫Alexis St. Martin，是一名加拿大皮草商人，他被猎枪近距离射伤，大号铅弹在他腹部射出了一个洞，无法痊愈，形成了一个能容纳手指的永久胃瘘。

1822年，在尝试对St. Martin的伤口进行修补失败之后，Beaumont 医生开始对他的病人进行试验。他在胃液中取样，并把不同食物拴在绳子上放入病人的胃中，一段时间之后再取出进行测量来计算胃液对不同食物的消化率。由于试验的种种不适，Beaumont 医生不得不付钱给这位极不情愿的病人，以确保他的合作。就这样，试验一直持续到1833年。Beaumont 医生去世后，另一位医生 T.G. Bunting,公开展示了St. Martin和他的瘘，以及他为了得到金钱利益的疯狂行为。

“科学堕落的经典案例”

1874年，一名叫做Mary Rafferty家仆，找到Roberts Bartholow医生想让他治疗自己头皮癌前病变的感染，由于病变的侵蚀导致她的脑组织暴露出来。Bartholow医生没有看到这位病人需要的治疗，但他却看到了进行科学试验的可能性。他将一系列的电极针插入她的脑组织，并连接上电池实施了电击。他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大脑皮质功能，以及在人脑中诱发癫痫。用他自己的话， Bartholow这样形容Rafferty的反应：“当针进入大脑时，她颈部出现了剧烈疼痛。为了能引发更多决定性反应，于是电流强度还在持续增加。她脸上的表情极度痛苦，她开始哭泣。她的左手伸出去，好像要去抓握她前面的某样东西，她的胳膊出现了阵发性痉挛，她的眼球固定，瞳孔迅速放大，嘴唇青紫，口吐白沫，呼吸像打鼾一般粗重，之后她丧失了意识并剧烈抽搐。”之后她陷入了昏迷，几天后就死亡了。因为这些试验没有对Rafferty起到任何任何潜在的治疗获益，所以这个案例曾被称作“科学堕落的经典案例”。

“他们早晚都会得病”

在纽约斯塔顿岛那肮脏拥挤的威罗布克州立学校里，至少有一半智障儿童会患肝炎。这是Saul Krugman及其同事于1985-1972年间实施试验的理由，他们在这所学校让至少60名3-10岁的儿童感染肝炎，来研究肝炎的传播和丙球蛋白的预防作用。家长们则被一封知情同意书误导，坚信他们的孩子接种了肝炎疫苗或者被给予“一种新型保护”，而事实上试验将会给孩子们带来永久的肝损害和死亡。Krugman和他的同事抽取了肝炎患者的血液，以及他们的粪便提取物，经口服或注射让孩子们患病。

直至1986年，这项试验开始进行后将近30年，Krugman医生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很合理，他说：“我现在和当初进行试验时一样坚信我们的试验是合乎伦理道德和正当的。”

没人会反对！

1908年，来自宾西达尼亚大学的三名医生决定开始评估他们自己研发并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结核病的诊断测试。他们用甘油处理提取的结核菌素，点滴或注射到160名8岁以下健康儿童（还包括很多婴儿）的眼睛、肌肉以及皮肤上，这些儿童大部分是居住在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孤儿。

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报告中，主导这项试验的那名医生承认，将结核菌素滴进眼睛后产生了“强烈的生理不适”，瘙痒、畏光以及严重的感染；有些孩子还遭受了严重的复发性结膜炎、角膜溃疡以及瘢痕形成，可能还出现了永久失明。圣文森特孤儿院的护士说每当孩子们“用他们的小手压在眼睛上”试图入睡时，整晚都可以听到孩子们痛苦的呻吟。因为试验的实施对象是脆弱无辜的婴儿和儿童，而且他们在试验中没有得到任何有治疗意义的获益，因而激起了“反对活体试验”的呼声。

没有成年志愿者？这不是问题！

1887年，新泽西奥兰治的Joseph Stickler 医生想要验证他自己的理论“人类接种牛口蹄疫可以预防猩红热”，但却没有成年志愿者进行试验，于是他给自己和几个小孩注射了他的“疫苗”（从患病牛的水泡中提取的液体），然后他试图诱导猩红热，他让孩子们使用猩红热患者用过的床上用品（拿着受污染的枕头放在孩子的脸上“一段时间”），或者强迫孩子吸入猩红热患者呼出的气体。尽管孩子们因为注射口蹄疫苗而患上口蹄疫，但是却没有患上猩红热，不过Stickler试图证明的理论还是被摒弃了。

1899年，有报道称Stickler自杀了，而他的不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归咎于他“神志不清”。 Stickler医学生时代的室友在他死后写道，Stickler痴迷于这一切，并且相信他的发现可以让他名垂千古，让他的子孙对他充满感激。

没有必要知情同意！

为了证实神经梅毒的症状表明大脑中出现了活跃的梅毒螺旋体，1915年， Udo Julius Wile医生在密歇根的庞蒂亚克州立医院开始了他的试验，对象是瘫痪的病人，而且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经过备皮和局部麻醉之后，在病人的头上做环锯手术。他指挥他的助手用一把牙钻穿透头骨，然后引入一根细长的套针抽取了一点灰质和白质，以及脑室液，用作螺旋体检查。这些材料之后将会被注入兔子的睾丸中。

“反对活体试验”人士得知了Wile的试验后，发行了一本关于利用住院患者进行无治疗意义的试验却未经病人或家属同意的小册子以示抗议。报纸报道了这一系列事件，在后续的争议中， Wile的医学同事还替他辩护。其中一位辩护人试图结束这场争议，他说道：“进入医院就意味着默许任何医生进行的必要试验。”

赎罪报社会

囚犯常常被用作人体试验对象往往是基于这么一个理论：这是给他们一个偿还自己犯下罪孽报答社会的途径。虽说是志愿者，但是囚犯们却别无选择，只有合作。囚犯们被用作辐射试验，传染病的研究，以及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多达90%的药物第一阶段研究。

1920年， Leo L. Stanley医生汇报了他在加利福尼亚San Quentin监狱开展的工作。他将近期处决的犯人的睾丸或者公羊的睾丸移植到其他罪犯身上。尽管这些犯人中有些声称手术改善了他们对性功能，但是大多数移植的睾丸最终都萎缩、坏死或者脱落了。

最著名的在罪犯身上进行试验的例子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历时29年在伊利诺斯州乔利埃特的 Stateville监狱进行的试验。为了研究抗疟疾药的药效，包括伯氨喹在疟疾复发时的效果。441名“志愿者”囚犯接受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一人死亡，大约四分之三的犯人之后得到了假释或者减刑，以此作为他们参与试验的奖励。

癌症会传染么？

如果放在过去几个世纪，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当时有许多研究癌症的病理生理学的试验，因为癌症实在是神秘，而人们对它也知之甚少。医学人士们猜测癌症会不会像传染病一样可以蔓延。1901年，Nicholas Senn医生给自己接种了他从自己病人身上提取的癌组织，然而他并没有患上癌症。

1891年，法国医生 Victor Cornil报告了他对一项癌症接种试验中的乳房组织样本的分析。一名“外国外科医生”切除了一个女人的一侧乳房，内含一个巨大的肿瘤，之后，未经这个女人同意，从肿瘤上切下一小片并植入了她另一侧的健康乳房中。移植的肿瘤生长到了杏仁大小，之后被外科手术切除用于分析研究了。这名外科医生在另一名病人身上做了相同的试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癌症接种试验后来还发展成异体接种，也就是外科医生们试图把癌症从一个病人身上接种到另一个病人身上。这些病人通常都是得了绝症，不指望能存活下去了，所以这样的试验也就被视作是“无害的”。

听话的“靶子”

士兵是非常容易成为军队医生的试验对象的，因为他们服从命令很容易合作。一战期间，那时候人们相信切除胆囊就可以避免传染给别人伤寒，于是军官们用军事法庭相威胁，命令士兵们同意接受胆囊切除术（一个即便是伤寒玛丽都拒绝了的手术）。

还有一个没有经过专门同意在士兵身上实施的的试验，军队医生们要在住院的士兵身上研究阿托品和吗啡的效果。这些住院的士兵当中很多被声称“没有发热”，“怀疑是装病”——换句话说，就是都是相对健康的。这些士兵并不知道他们服下的是什么药物，也不知道会长生什么效果。一个批评家质问道：“这些医学人士有什么道德权利用一个共和国士兵的眼睛、脉搏和大脑进行试验？”

钱说了算！

当需要大量试验对象时，没有比穷人更好的选择了。承诺给予钱款、食物、住所或者其他物资作为奖励就足以哄骗的这些贫苦的人们团团转。

使用这种方法的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在美国沿海地区进行的塔斯基吉梅毒试验，一个由阿拉巴马的塔斯基吉研究所发起的长达40年的试验。试验开始于1932年，来自梅肯县将近400名乡下的穷苦佃农被招募参与一个所谓的未经治疗的梅毒自然试验中。确保他们持续参与试验的是提供给他们交通、“医疗”、餐饮和丧葬费。当这个试验公开的时候引来了很多批评，在这些抗议批评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盘尼西林是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而且在1947年就已经被推广使用了，但是却在试验期间一直被研究人员扣押着不让试验人员使用。

炼狱之门的大恶魔

19世纪晚期，有一种团体开始形成，他们的目的是阻止虐待动物，但却逐渐将他们的研究意图转向人类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儿童。这些人认为从动物试验转向婴儿试验只是很小的一步，很多历史案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于是，反对活体试验的社会团体和行动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随着时间推移，人类活体试验被反抗人士“穷追不舍”，他们发行小册子，绘声绘色地描述耸人听闻的医学试验。试验室就是“刑房”，“人间地狱”，“痛苦之门”，医学研究者是“魔鬼的化身”，“人皮怪物”或者是“大恶魔”。如果有病人死了，就会被称为“科学谋杀”。这样色彩性的语言迫使很多医疗机构完全放弃他们的诉求，那些人道主义引导的研究进展也十分缓慢。尽管早在1900年有所尝试，但是直到1974年才真正有联邦法律通过，保护这些人体试验对象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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