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历经几代血液学者不断的精进求索，中国血液疾病治疗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跨越。从化疗、移植、靶向治疗到细胞免疫疗法，中国血液学发展不断攀登新的高峰，铸就起抗争肿瘤的万里长城。尤其是近年来细胞免疫治疗的发展，更是将中国血液肿瘤的治疗推向一个新高潮。

胸腺法新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已被广泛应用于抗感染及抗肿瘤领域，在肺癌、肝癌、放疗以及重症感染、COVID-19等治疗领域持续更新着新的研究证据。本期，医脉通特邀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就我国血液学发展历程及血液肿瘤感染防治等问题进行访谈，以飨读者。

医脉通：您作为血液肿瘤领域的带头人，能否请您分享下我国血液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及血液肿瘤治疗进展？

马军 教授

中国血液学发展至今已有107年的历史，早在1915年国外医学工作者在中国河南省首次发现了营养不良性贫血和恶性贫血，这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报道的血液系统疾病。随后北京协和医院成立并开设普内科，配备了血液科医生。1958年，在中国血液学创始人邓家栋教授、张孝骞教授带领下，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1959年-1963年，在两位教授带领下共开展了三期血液病学习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血液学学者。

近60年来，中国血液学的发展非常迅速。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太云药剂师首创提纯的亚砷酸，主要用于治疗各种肿瘤疾病，尤其对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效果较好，从1971年至今，全球已治疗人数达几十万人次，临床治愈率可达到92%以上。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王振义院士首创的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治疗APL，可使大部分患者早期缓解率提高，特别是联合亚坤酸可使APL患者获得治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陆道培院士和黄晓军教授发明的“北京方案”——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使更多的白血病患者获得了移植的机会。

从第一个肿瘤Marker—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2001年批准的第一款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上市，慢性髓细胞白血病的20年无病生存率已达到88%-92%，实现了和糖尿病、高血压疾病同样的全程化管理模式。

从1997年中国成立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欧美国家、且在亚洲排名第一的国际创新药物主要研究者。在今年的ASCO、EHA、ASH、ICML等大会上，中国的CAR-T细胞治疗已走在世界前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靶向BCMA CAR-T细胞疗法用于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也获得了批准。但总体而言，中国源头创新药物如单克隆抗体、双特异抗体、ADC药物仍然较少，还需我们共同努力。

在骨髓瘤领域，从过去的化疗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到现在的蛋白酶体抑制剂、抗血管生成药、免疫调节剂、BCMA CAR-T细胞疗法等，以及从两药、三药方案到四药联合方案的转变，骨髓瘤已成为一类可控的疾病。在淋巴瘤领域，从小分子BTK抑制剂到核蛋白输出抑制剂、HDAC抑制剂等，淋巴瘤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治疗时代，但R-CHOP方案仍然是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标准方案，治愈率达70%。在白血病领域，从过去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到现在的TKI抑制剂、BCL-2抑制剂联合去甲基化药物、FLT3抑制剂、IDH1抑制剂等，患者已达到更长生存。

医脉通：您谈到近几十年来我国血液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和众多新突破，能否请您谈谈血液肿瘤治疗目前仍然面临哪些问题？

马军 教授

新药及新疗法的出现，促进了血液肿瘤的快速发展，为血液肿瘤患者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中国血液肿瘤治疗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规范化诊疗的推进，血液肿瘤治疗应遵循指南和共识指导，进行规范化诊疗，不可随意加减药物剂量，同时，在诱导治疗获得缓解后仍需进行巩固和维持治疗。其次是个体化和精准化治疗的发展，MDT团队有助于肿瘤患者实现规范化、个体化、持续性的综合诊疗。化疗、放疗、手术治疗仍为肿瘤治疗的基石，随着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治疗方式的发展，可依据患者自身情况，制定精准且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患者带来更长生存期和更高生活质量。

肿瘤药物研发的指导原则是临床的优效性和安全性。随着诸多国内药企的迅猛发展，中国抗肿瘤创新药物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已经走向Me-too/Me-better向First-in-Class转化的新时代。创新药物的出现和发展促使药物价格大幅下降，让更多肿瘤患者用上了更佳治疗药物并获得治愈和长生存可能。也期待未来中国医保的大力发展，能将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纳入大病免费医疗，从治疗费用上解决患者的经济困难，从而获得更好疾病治疗。

医脉通：血液肿瘤基础治疗仍以化疗为主，化疗导致的感染是临床常见问题，请您谈谈对感染防治的建议？

马军 教授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如白血病和淋巴瘤等患者接受大剂量化疗后往往会出现骨髓抑制、中性粒细胞减少，合并感染等问题^[1]。随着升白药、升红细胞药、升血小板药、减少骨髓抑制药如胸腺法新、及短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和长效G-CSF药物的应用，使得感染的机率降低。除化疗药外，包括靶向制剂在内的其他药物也会导致感染问题。血液肿瘤患者常见的感染有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真菌感染、卡氏肺孢菌性肺炎等。

碳青霉烯类药物是针对细菌感染最强效的β-内酰胺类药物^[2]。复方磺胺甲噁唑片可用于预防卡氏肺孢菌性肺炎，两性霉素B可用于霉菌感染，且副作用小。此外，念珠菌作为真菌感染中最常见的病原菌，多表现为皮肤和黏膜感染，以口咽部和食管等局部感染较为常见。念珠菌感染导致的口咽念珠菌病（OPC），会造成患者口腔疼痛难忍，降低对抗肿瘤治疗的耐受性和依从性，导致治疗延迟或中断，常见治疗药物有局部治疗和全身治疗。咪康唑口腔贴片是一种局部治疗药物，它具有独特创新的给药机制，通过Lauriad®创新专利技术贴合于牙龈上，在口腔内迅速释放和维持稳定的抗菌浓度，具有较好的局部治疗作用。一天仅需使用一次，为患者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局部治疗新选择^[3-5]。

医脉通：胸腺法新作为一种免疫调节药物，被广泛应用于抗肿瘤及抗感染领域，请您谈谈对于血液肿瘤患者胸腺法新具有怎样的临床应用价值？

马军 教授

胸腺法新是一种免疫调节多肽，具有增强免疫功能和抗肿瘤的作用。在病毒性肝炎、感染性疾病、免疫缺陷性疾病、脓毒血症和肿瘤等疾病治疗领域均有广泛应用^[6]。

胸腺法新最早由美国进入中国，在SARS期间被广泛使用。在中国也已开展了很多的研究，在ASCO、EHA和诸多的中国学术大会中，均有来自我国的学者报道有关胸腺法新在肿瘤治疗中的中国临床经验。肿瘤患者长期使用胸腺法新，既有抗肿瘤又有辅助抗感染和抗免疫功能缺陷的作用；同时，胸腺法新副作用小，安全性可控，所以在肿瘤包括血液肿瘤中被广泛使用。

此外，淋巴瘤和骨髓瘤的患者在COVID-19感染中的死亡率相对较高，在COVID-19期间，诸多临床工作者应用胸腺法新防治COVID-19感染，加强对肿瘤患者的防护作用。在中国，胸腺法新的使用是非常成功的，已成为了肿瘤界常用的免疫调节治疗药物。

马军 教授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监事会监事长

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任委员

CSCO抗白血病联盟主席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前任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分会副会长

CSCO抗淋巴瘤联盟前任主席

1979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部留学，一直致力于血液系统的良恶性疾病的诊疗,特别以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享誉业内。1982年在国内首先建立体外多能造血祖细胞培养体系，填补国内空白。自1983年至今应用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序贯疗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200余例，10年无病生存率85%，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40余部, 获国家、省、市科技奖二十项。承担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8项，省、市级科研课题2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