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共识定义与核心局限

当前，国际公认的2型糖尿病（T2DM）缓解定义为“糖化血红蛋白（HbA1c）<6.5%，停用降糖药物3个月以上”。但这一定义在临床实践中逐渐暴露诸多局限（图1）。为此，学界呼吁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管理模式，重新定义缓解标准、优化干预策略，并强调持续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图1 缓解定义的局限：重新审视T2DM缓解的概念

（二）GLP-1RA治疗对缓解定义的挑战

一项纳入14141名意大利T2DM患者的观察性队列研究（平均随访4年），采用四种不同缓解标准评估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新使用者的缓解情况，结果显示，缓解率随定义宽松程度逐渐上升：R1、R2组缓解持续时间约6-7个月，R3、R4组约9-10个月。其中R3组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改善更显著，这提示我们需重新审视传统糖尿病缓解定义（图2）。

图2 启用GLP-1RA治疗与T2DM缓解：挑战缓解定义

（三）糖尿病相关术语的概念辨析

为避免临床认知混淆，希腊学者系统梳理了糖尿病领域常用术语的核心特征与临床意义（图3）。

图3 希腊学者：对T2DM缓解概念的思考

（四）T2DM更名提议：代谢功能障碍相关高血糖疾病（MAHD）

有学者提出将“T2DM”更名为“MAHD”，其核心优势在于：

1. 明确脂肪积累是疾病根本原因；

2. 推动T2DM与其他脂肪相关疾病的跨学科协作与综合干预；

3. 强调疾病可逆性，增强患者通过减重等干预实现缓解的信心；

4. 减少“糖尿病”标签带来的污名化，采用更中性的代谢功能障碍描述。

（一）饮食干预：从低热量到间歇性热量限制的实践突破

饮食干预是糖尿病缓解的基础，近年来多项研究验证了不同饮食模式的有效性：

1. 国内低热量饮食干预研究：一项纳入41名T2DM患者（BMI 24-45kg/m²，HbA1c 6.5-12.0%）的研究，分为低热量配方饮食（LCFD）组（n=21）与低热量真实食物饮食（LCRFD）组（n=20），均采用815-835kcal/d的热量限制，为期3个月减重期+3个月体重维持期。结果显示，中国人群低热量饮食干预后T2DM缓解率和减重幅度与其他人群相当，LCFD和LCRFD的疗效相似。

2. 间歇性热量限制的真实世界效果：一项双队列回顾性研究纳入2168名T2DM患者（18-75岁，BMI 18-35kg/m²），干预组（1069人）遵循“5天低能量饮食（917kcal/天）+10天常规饮食”的6个周期（共90天）方案并接受远程督导，对照组（1099人）遵循《中国2型糖尿病膳食指南（2017版）》常规饮食指导。结果显示，间歇性热量限制提高了T2DM缓解率和药物减量比例。

（二）药物联合干预：达格列净+热量限制的协同增效

我国16个中心的多中心研究纳入328名T2DM患者（20-70岁，BMI>25kg/m²，病程<6年），随机分为达格列净10mg qd组（n=165）与安慰剂组（n=163），均联合热量限制，每日热量摄入减少500~750 kcal。为期12个月的研究完成后发现，达格列净联合干预组患者的T2DM缓解率明显更优，体脂、血压、血脂的改善情况更为出色，且整体安全性良好，未出现发生率明显增加的不良反应。

（三）代谢手术：长病程患者的希望与术式选择

1. 长病程T2DM的手术疗效：研究显示，对于病程≥10年的T2DM患者，减重手术后1年缓解率仍可达65.6%，但在1-3年期间，缓解率每年下降约10%。

2. 术式对比：RYGB vs SG：一项纳入22项随机对照试验（RCT）、1500名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Roux-en-Y胃旁路术（RYGB）在短期至中期（≤3年）的T2DM缓解率、体重减轻和血脂改善上优于袖状胃切除术（SG），更适合高BMI、血糖控制较好、伴血脂异常的患者；而SG安全性更高、并发症少， 在特定人群中仍是合理选择。长期（5年）随访显示，两种手术在长期代谢控制上可能趋同。

3. 体重反弹与T2DM缓解/复发无相关性：葡萄牙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0-2013年间接受RYGB或SG的353例患者（女性90.4%），平均年龄42岁，平均BMI 44.6kg/m²，随访10年。体重反弹定义：WR=体重反弹量占最大减重量（%MWL）的百分比。“反弹者”定义为WR>20%，“维持者”为WR≤20%。研究发现，减重术后体重反弹与T2DM缓解/复发无相关性（图4）。

图4 减重术后体重反弹与T2DM缓解/复发无相关性

（四）多学科生活方式干预：全人群覆盖的有效路径

1. 印度非肥胖T2DM的线上干预：1453例非肥胖T2DM患者（BMI 18.5-24.9kg/m²）接受1年线上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植物性饮食、运动、心理支持、医护管理），缓解定义为停止降糖药物3个月以上，HbA1c<6.5%。结果显示，干预后患者体重、空腹血糖（FBG）、空腹胰岛素（FIns）、稳态模型评估的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2-IR）、HbA1c均显著下降，缓解率达24%。

2. 糖尿病逆转多学科综合治疗（MDT）门诊成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自2022年4月开设MDT门诊，团队涵盖内分泌科、营养科、康复科等多学科。结果显示，规律随访的T2DM患者缓解率达29.2%，充分体现多学科协作的临床价值。

（五）三类路径的核心对比与选择策略

生活方式干预、药物治疗与代谢手术并非相互竞争的策略，而是互补的工具，需根据患者情况组合使用（图5）。

图5 T2DM缓解的路径探索：竞争还是互补？

（一）生物标志物预测：血浆外泌体miRNA的新价值

上海交大公共卫生学院一项研究对32名T2DM患者进行6个月干预（3个月低热量饮食+3个月体重维持），其中16名进行外泌体miRNA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16人中12人（75%）实现缓解，6人（37.5%）体重减轻≥10%；研究鉴定出18个与T2DM缓解和体重减轻均相关的miRNA（如miR-92b-3p、miR-26a-5p等），差异miRNA靶基因主要富集于磷酸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FoxO、胰岛素受体结合等代谢调控通路。在现有预测模型中加入这些miRNA后，T2DM缓解预测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值提升0.02-0.08（图6）。

图6 血浆外泌体miRNA介导LCD诱导的T2DM缓解

（二）临床因素预测模型：多场景应用价值

1. 新诊断T2DM胰岛素强化治疗后预测缓解列线图：整合3项RCT数据（302名新诊断患者），这些患者均接受2-3周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单药治疗，随访至少1年。结果显示，1年缓解率达53.64%；基线HbA1c>13%的严重高血糖患者，缓解率达60.70%，提示基线高血糖未阻碍缓解。

2. 肥胖女性术后缓解预测列线图：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7322名接受减重手术的肥胖女性（1440人合并T2DM），发现术后1年糖尿病缓解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糖尿病家族史（有vs无：OR=0.31）、肥胖起病时间（儿童期起病vs成年起病：OR=0.55；产后起病vs成年起病：OR=0.40）、HbA1c水平（OR=0.91）、糖尿病病程（OR=0.93）、术前胰岛素使用（是vs否：OR=0.59）（图7）。

图7 中国：肥胖女性术后1年糖尿病缓解的预测列线图

（三）T2DM缓解最强预测因素：减重幅度（缓解的充分条件）

一项纳入22篇RCT的系统评价与荟萃回归分析显示，体重减轻与糖尿病缓解存在明显剂量效应关系：体重每减少1个百分点，完全缓解（HbA1c<6.0%或空腹血糖（FPG）<5.6mmol/L，或两者兼有，不使用降糖药物）概率增加2%，部分缓解（HbA1c<6.5%或FPG<7.0mmol/L，或两者兼有，不使用降糖药物）概率增加3%。而年龄、性别、病程等因素对缓解无明显影响，提示减重幅度是缓解的充分条件（图8）。

图8 T2DM缓解最强预测因素：减重幅度（缓解的充分条件）

特殊人群的糖尿病缓解具有独特性，需针对性制定干预策略，其中青少年T2DM和糖尿病前期的早期干预尤为关键。

（一）青少年T2DM（Y-T2D）：聚焦肥胖干预的早期缓解

1． 缓解预测因素：美国某三级儿科医疗中心2020.3-2024.3的研究数据表明，COVID-19公共卫生限制期（2020.3-2021.8）Y-T2D月发病率为13.2例，限制解除后（2021.9-2024.3）降至6.3例/月，该数值仍高于疫情前基线的3.9例/月。对限制期确诊患者进行2年随访，其缓解率仅11.1%（26/235）。其中，Y-T2D缓解的正向预测因素为基线HbA1c水平较低、使用二甲双胍及GLP-1RA；胰岛素治疗为负向预测因素，种族/民族与保险类型无显著独立影响。相关结果提示，早期干预中较低HbA1c是Y-T2D缓解的关键；药物选择上，二甲双胍与GLP-1RA可助力病情缓解，胰岛素使用反映病情严重；同时需兼顾健康公平性，重视少数族裔与低收入群体的医疗可及性。

2． 治疗肥胖是根治青少年发病T2DM的根本策略：现有证据支持将减重药物和减重手术作为青少年T2DM的有效辅助治疗，治疗肥胖是根治青少年发病T2DM的根本策略。西安交大与北大联合开展的汉中青少年高血压队列研究（1997人，随访36年）提示儿童期肥胖的干预与缓解，可能具有逆转其对成年后CKM健康不良影响的潜力。

（二）糖尿病前期：从“预防”到“逆转”的窗口期拓展

最佳窗口期：一项纳入来自19个前瞻性队列（76000人）的研究提示糖尿病前期不仅是糖尿病预防的“窗口期”，更是实现血糖逆转、回归正常血糖的最佳机会（图9）。

图9 糖尿病前期是实现血糖逆转（缓解）的最佳窗口期

更早窗口期：1小时负荷后高血糖：一项基于图宾根生活方式干预计划（TUUP）的前瞻性干预研究揭示了餐后1小时血浆血糖（1h-PG）偏高代表一个独特的、可逆的早期代谢异常阶段，其病理生理变化比正常血糖调节（NGR）重但比血糖调节障碍（IGR）轻，生活方式干预在高1h-PG组中效果更佳，能更有效地恢复胰岛素敏感性、β细胞功能，减少异位脂肪，并显著降低远期糖尿病风险。这一结果支持将1小时血糖纳入常规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评估，作为早期糖尿病风险筛查的关键指标。

陈国芳教授指出，糖尿病缓解的核心机制是β细胞功能的可塑性，这一结论得到多项研究验证：其中一项研究收集来自T2DM和非糖尿病（ND）供体的胰岛样本，在特定的培养条件下进行培养，发现T2DM β细胞受损的葡萄糖反应性，60%可获得挽救。证明了T2DM β细胞功能的可塑性及其对长期代谢应激的恢复力。β细胞功能恢复与转录组学特征相关，作者揭示了诱导T2DM缓解的几个化学和遗传靶点，并验证巴瑞替尼（baricitinib）可能改善T2DM β细胞功能的生信模拟预测。

陈国芳教授从概念挑战、干预路径、预测模型、特殊人群管理及机制探索层面，系统梳理了糖尿病缓解领域年度核心进展，并指出未来需优化干预策略、明确缓解的远期获益、开发相关预测生物标志物、依托人工智能赋能管理，助力更多T2DM患者改善代谢健康。糖尿病缓解研究已从学术质疑走向理性认知与临床实践，为内分泌代谢病诊疗注入全新方向。

专家简介

陈国芳 教授

•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 硕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大学Charite医学院医学博士

• 国家瘿病证治重点研究室副主任

• 江苏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

•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 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内分泌眼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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