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利霞  肖毅

第一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通信作者：肖毅，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引用本文：王利霞, 肖毅. 睡眠呼吸障碍年度进展2025[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6, 49(2): 198-205.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0923-00592.

摘要

作为最常见的睡眠呼吸障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本文基于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的重要文献，着重探讨OSA的诊断与评估、治疗、特殊人群管理及国内共识等重要问题，以期实现OSA的精准分型与个体化治疗。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睡眠呼吸疾病，其特征为睡眠期间反复发生上气道部分或完全塌陷，导致间歇性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及睡眠片段化，并与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激活、氧化应激反应及炎症反应密切相关。此外，OSA还与多种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代谢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本文综述了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期间发表的OSA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

（一）OSA生理内型评估

随着对OSA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近年来研究重心逐渐向病理生理内型倾斜，旨在探索并获取针对特定内型的精准治疗策略。2025年度，美国胸科学会官方研究报告指出，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将内型分型嵌入临床工作流程，并通过前瞻性试验验证其在选择治疗方式［如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药物治疗、口腔矫治器、上气道手术等］及预测远期预后中的价值，从而推动OSA管理从“单一指标分级”向“机制驱动的精准分型”转变^［1］。

OSA的内型涵盖解剖学因素（以上气道塌陷性为核心）和非解剖学因素（觉醒阈值、环路增益、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肥胖是OSA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其对内型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和复合性。基于三维MRI定量评估OSA患者头颈结构的研究显示，肥胖OSA患者的上气道软组织（肌肉与脂肪）体积显著增加，伴最小外侧径缩小和前后径增大，提示肥胖型OSA主要由软组织肥大导致上气道塌陷性升高；而非肥胖患者则更多表现为颅面骨性结构限制（如下颌后缩），而上气道塌陷性相对较低^［2］。进一步内型分析揭示，肥胖OSA患者往往具有更高的上气道塌陷性，更高的环路增益，以及呈现“天花板效应”的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3］。

近年来，吸烟与OSA内型的关系亦受到广泛关注。一项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较非吸烟者表现出更高的上气道塌陷性、更高的觉醒阈值、更高的环路增益以及更差的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在戒烟的OSA患者中，快速眼动睡眠期可观察到一定程度的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增强，但在非快速眼动睡眠期未见显著改善^［4］。与此同时，药物诱导睡眠内镜的应用已从单纯判定阻塞部位扩展至探索潜在病理生理机制，实现了解剖学观察与内型评估的结合^［5］。研究显示，不同阻塞部位往往对应特定的内型异常：软腭环形塌陷提示上气道塌陷性显著升高；咽侧壁塌陷常伴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下降；会厌塌陷则与扩张肌反应性增强相关，提示舌下及相关肌群在其他部位受限时仍具有部分补偿作用。这种“阻塞部位—机制”的对应关系表明，阻塞部位不仅是解剖学描述，更可能作为特定非解剖学异常的影像学标志^［6］。

失眠与OSA的相互关系仍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其中低觉醒阈值被认为是失眠合并OSA患者的突出内型特征。镇静催眠药物可明确提高觉醒阈值，因此常被视为可能改善OSA严重程度的干预措施。然而，一项Meta分析显示，单独使用催眠药并未显著降低OSA的严重程度^［7］。这一发现提示，觉醒阈值的升高可能仅对部分内型特征的OSA患者具有潜在获益，尤其是那些觉醒阈值低、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保留且塌陷性低的患者。在此类患者中，催眠药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早期觉醒，使呼吸努力得以延长，从而增加气道自发开放的机会，降低呼吸事件频率。但对于上气道塌陷性高、扩张肌反应性差或氧储备有限的患者，觉醒延迟可能加重低氧暴露。

（二）基于低氧指标的OSA评估

低氧负荷（hypoxic burden，HB）是基于多导睡眠监测（polysomnography，PSG）中呼吸事件与血氧饱和度下降曲线积分计算得出的综合量化指标，用于评估OSA患者整夜间歇性低氧的总负担。近期，一项来源于睡眠心脏健康研究数据库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证实，在无既往心血管疾病史的OSA患者中，HB与心血管死亡显著相关，且这一关联独立于症状亚型和其他已知危险因素^［8］。另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在未经治疗或治疗依从性差，且基线存在日间嗜睡的中重度OSA患者中，高HB与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密切相关^［9］。基于便携式睡眠监测仪获得的HB同样显示出与心肌梗死及未来10年中高风险的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高度相关^［10］。此外，利用可穿戴设备获取的HB在不同种族与性别的人群中亦存在差异^［11］。上述证据提示，低氧相关的OSA病理生理信息及其指导的严重程度评估，可能成为不同人群疾病风险分层和干预疗效评估的重要工具。未来，将HB与其他生理信号及多维内型评估相结合，有望实现更精准的疾病管理与个体化治疗。

睡眠呼吸受损指数（sleep breathing impairment index，SBII）是一种综合性指标，结合呼吸事件的频率和持续时间，以及事件相关的氧饱和度下降和恢复，用于量化 OSA 患者的整体病理生理负荷。既往研究已证实，SBII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死亡均显著相关。近期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其临床价值：一项大型队列研究发现，在校正多种协变量后，SBII与心房颤动风险增加独立相关^［12］。另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SBII与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水平存在显著关联^［13］。这些证据表明，SBII不仅可用于综合评估OSA患者病理生理负荷，还能预测多种类型的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并在代谢疾病风险评估中发挥作用，从而为OSA风险分层与个体化干预提供新的量化工具。

Oxy-Score通过因子分析将氧减指数、平均血氧饱和度、最低血氧饱和度、T90等多项PSG衍生参数整合为单一综合因子，用于反映整体低氧水平。一项基于家庭心肺多导描记术诊断的成人OSA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Oxy-Score较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更优、是左心室肥厚的独立预测因子。这一结果提示，多维血氧参数整合而成的综合指标较单一呼吸事件频率指标更能捕捉OSA患者心脏结构损害的风险，并强调夜间血氧参数在心血管风险评估中的临床价值^［14］。

（三）其他OSA评估方法

除低氧相关参数外，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基于非低氧生理信号的OSA评估方法，旨在捕捉疾病的其他关键病理生理特征并提升风险分层的精准性。Blanchard等^［15］在两个大型、无心血管病史的OSA队列中分析了脉搏血氧仪自动提取的氧饱和度下降时的脉搏率变化（ΔHRoxi），结果显示，高ΔHRoxi与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增加独立相关，且与人工判读的睡眠呼吸暂停特异性心率反应（ΔHR）结果一致。另一项Meta分析系统评价了基于呼吸录音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在OSA诊断中的准确性^［16］。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声学分析在不同临床相关的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 index，AHI）临界值下均表现出较高且稳定的诊断性能，优于STOP-Bang问卷，并与家庭睡眠监测相当。此外，可穿戴设备与远程监测系统逐渐应用于OSA的评估中，能够在居家环境下提供连续的心率、血氧、呼吸及体动信息，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及疗效^{［17, 18, 19］}。上述方法不仅摆脱了对传统低氧参数与人工判读的依赖，还通过与人工智能结合，更高效地提供疾病诊断与心血管风险预测的信息。

CPAP是中重度OSA的标准一线治疗，可有效改善呼吸事件频率、日间嗜睡及生活质量。然而，其在血压控制、心血管事件预防及认知功能保护等方面的长期获益仍存在争议^{［20, 21, 22］}，且依从性不足限制了其疗效。近年来，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CT）、前瞻性队列研究及系统综述在神经保护、血压管理、心血管风险降低及依从性优化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为无创通气治疗的精准应用提供了更多循证依据。

在血压管理方面，多项研究验证了CPAP的降压效应及适用性。MORPHEOS试验在未控制高血压的中重度OSA患者中发现，CPAP虽对24 h动态血压平均值影响有限，但显著提高了血压控制率^［23］。Ou等^［24］的研究表明，CPAP可显著降低合并高血压的中重度OSA患者的24 h平均动脉压。在基线血压正常但存在夜间血压下降模式的重度OSA患者中，CPAP显著降低了24 h及夜间收缩压/舒张压，且降压效应与依从性呈剂量-反应关系^［25］。一项Meta分析进一步指出，基线血压未受控制的患者从CPAP中获益最大^［26］。

在长期结局方面，一项大型Meta分析显示，气道正压治疗（包括CPAP、自动滴定CPAP和双水平气道正压通气）可显著降低OSA患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风险，且获益程度与每晚治疗时长呈正相关^［27］。Sabil等^［28］的多中心队列研究进一步发现，中断CPAP治疗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全因死亡及卒中风险增加独立相关。针对3项OSA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大型RCT的事后分析显示，将呼吸事件后心率加速>9.4次/min或HB>87.1% min/h定义为高风险OSA时，CPAP可显著降低MACE发生率，尤其在无嗜睡和（或）无高血压者中；而在低风险OSA患者中，CPAP可能增加MACE风险^［29］。值得注意的是，MACE风险的降低依赖于良好的CPAP依从性，且在年轻、伴日间嗜睡、HB高、无终末器官损害的患者中获益更为显著^［30］。

在卒中后人群中，OSA是常见的合并症。CPAP可改善神经功能、情绪状态及日间嗜睡，但在卒中复发及全因死亡率方面的RCT结果多为阴性^［31］。在此背景下，Wang等^［32］基于英国全科实践数据库的研究发现，OSA与全因性痴呆及血管性痴呆风险增加相关，而接受CPAP治疗的患者其痴呆风险与非OSA人群相似，提示CPAP可能具有认知保护作用。Xu等^［33］开展的RCT进一步表明，在基线认知功能正常的中重度OSA患者中，CPAP联合最佳支持治疗6个月可改善皮质厚度及默认模式网络功能连接，提示早期干预可能延缓与OSA相关的脑结构及功能退化，为预防脑老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OSA患者的CPAP依从性仍是临床管理的核心问题，其水平直接影响疗效及远期并发症风险。在依从性管理与治疗模式优化方面，Xavier等^［34］的研究显示，经鼻CPAP在较低压力下较口鼻CPAP更易获得良好的病情控制，且侧卧位通气优于仰卧位。Launois等^［35］发现，健康行为（如规律使用心血管活性药物、无吸烟史等）与长期依从性呈正相关，且坚持CPAP治疗的患者医疗资源消耗更低。此外，在治疗开始后7~21 d内的六种早期使用行为模式可预测后续依从性不佳，为个体化早期干预提供了依据。

随着科技的发展，结合数字医学与多模态远程监测的CPAP随访新路径可借助人工智能实现患者风险分层与医疗资源优化配置^［36］；除依从性管理策略外，交替应用不同治疗方案亦可提高依从性，例如CPAP与下颌前移器（mandibular advancement device，MAD）在以患者为中心的结局方面疗效相当，交替使用可提升总体依从性^［37］。卫生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提示，高依从性CPAP治疗不仅改善OSA患者预后，还能显著降低医疗资源消耗与总体成本^［38］。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CPAP在OSA管理中的证据体系日益完善，研究重点已从单纯的呼吸事件控制拓展至神经保护、血压与心血管风险管理、认知功能维持及依从性优化等多维度结局。未来研究应聚焦特定亚群的长期预后，探索多模式无创通气策略在不同OSA患者中的精准应用，并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管理。

（二）其他气道正压通气治疗

适应性伺服通气（adaptive servo-ventilation，ASV）作为一种高级气道正压通气技术，可实时监测通气模式并动态调节压力，以维持目标通气水平、稳定呼吸节律，在改善通气不稳定性和减少周期性呼吸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ASV在睡眠呼吸障碍，尤其是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CSA）中的应用逐渐拓展。然而，早期研究提示，在合并射血分数减低的重度心力衰竭（HF）的CSA患者中，ASV可能增加心血管死亡风险，引发了临床对其安全性的广泛关注^［39］。

本年度欧洲呼吸学会与欧洲睡眠研究学会联合声明在系统评估现有证据后指出，ASV在多种类型CSA（包括Cheyne-Stokes呼吸型、治疗诱发型及药物相关型）中较CPAP更能稳定呼吸、改善睡眠结构并提升部分患者报告结局，在部分HF患者中亦可能降低MACE风险。尽管早期SERVE-HF研究提示ASV增加重度HF患者死亡风险，近期ADVENT-HF未见类似信号，并显示症状及睡眠参数改善，但因提前终止而导致统计效能有限。专家组据此建议：在基础疾病治疗及CPAP尝试无效后，ASV可用于多种症状性CSA及合并以OSA为主的HF；而对于左心室射血分数≥30%且以CSA为主的HF，应在具备经验与监测条件的中心启动，并由心脏科与睡眠专科协作管理^［40］。

（三）药物治疗

鉴于OSA患者CPAP依从性普遍欠佳且手术治疗创伤大，药物干预在OSA管理中具有潜在优势。近年来，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受体和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双激动剂在该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替尔泊肽于2024年12月获FDA批准，成为首个用于治疗肥胖成人中重度OSA的药物。前期RCT结果显示，经过52周治疗后，无论是否使用CPAP，替尔泊肽均可显著改善AHI、体重、HB、C-反应蛋白水平、血压及主观睡眠质量，提示其不仅可缓解OSA相关症状，还可能降低心血管风险^［41］。

本年度，多项基于真实世界大数据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替尔泊肽应用于OSA患者的临床证据。一项利用TriNetX全球协作网络的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42 300例OSA合并肥胖的患者，结果显示，与单纯生活方式干预相比，替尔泊肽治疗与全因死亡率、MACE及主要不良肾脏事件风险的显著降低相关^［42］。另一项涵盖23 788例OSA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分析发现，替尔泊肽在降低MACE风险方面优于利拉鲁肽和司美格鲁肽^［43］。此外，SURMOUNT-OSA研究的事后分析表明，无论基线OSA严重程度如何或者是否接受CPAP治疗，替尔泊肽均可显著降低AHI、HB、收缩压、体重及C-反应蛋白水平，且在不同基线体质指数（BMI）分层中均表现出一致的疗效优势^{［44, 45］}。这些结果提示，替尔泊肽不仅改善OSA相关症状，还可能带来心肾保护及降低死亡风险的潜在获益。然而，其在高风险人群中的长期安全性与有效性仍需更多高质量RCT验证。

去甲肾上腺素能药物联合催眠药具有增强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并提高觉醒阈值的作用，碳酸酐酶抑制剂（如乙酰唑胺）可降低环路增益。本年度，多项RCT验证了此类多机制联合方案在OSA治疗中的潜力。RESCUE-Combo试验显示，乙酰唑胺+艾索匹克隆（DualRx）短期治疗耐受性良好，可显著降低AHI并改善睡眠结构，其疗效主要与Vpassive及Vactive改善相关，但未显著影响环路增益或觉醒阈值；在部分未达完全缓解者中加用文拉法辛（TripleRx）亦显示可行性，尤其是改善OSA相关的低氧血症 ^［46］。另一项交叉试验表明，匹莫范西林与托莫西汀联合可在不降低觉醒阈值的情况下改善上气道塌陷性和环路增益，从而改善OSA严重程度和低氧血症^［47］。此外，维洛沙嗪与曲唑酮的联合使用在降低AHI和HB方面优于单药，机制可能涉及提高觉醒阈值、增强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及降低环路增益；亚组分析提示，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高及BMI较高者获益更大，但需关注其对总睡眠时间和日间嗜睡的潜在不利影响^［48］。这些研究提示，通过针对OSA不同病理生理环节（环路增益、觉醒阈值、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的多靶点药物组合，有望在特定内型患者中实现更显著的病情改善。然而，现有证据多为短期、小样本试验，长期疗效与安全性仍需更大规模的研究加以验证。

日间嗜睡是OSA的主要症状之一，即使接受CPAP治疗，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存在残余日间嗜睡，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与工作效率。近年来，多种促醒药物在该人群中的疗效与安全性得到系统评估。Tanayapong等^［49］的系统综述与网络Meta分析纳入14项RCT，比较了莫达非尼、右旋莫达非尼、索安非托及替洛利生等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索安非托在改善主观嗜睡（Epworth嗜睡量表）和客观清醒度（维持清醒测试）方面的综合疗效最佳；莫达非尼和右旋莫达非尼亦有显著疗效，而替洛利生的证据有限。在此基础上，最新的SHARP试验进一步发现，索安非托除缓解日间嗜睡外，还可改善合并认知功能受损的OSA患者的注意力、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提示其临床价值可能延伸至认知健康领域^［50］。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不同促醒药物在特定人群（如合并认知障碍、抑郁或心血管高风险）中的疗效差异，并评估其长期安全性以及对预后的影响。

（四）其他治疗

多平面上气道手术是不耐受CPAP的OSA患者的重要替代方案，但其远期疗效仅约44%。为探索其与内型特征的相关性，Wang等^［51］研究发现，手术可改善上气道塌陷性，降低环路增益与觉醒阈值。其中，环路增益是手术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保留上气道扩张肌反应性或上气道更易塌陷的患者中，较低的环路增益更能预测手术成功，为基于OSA特定内型特征制定精准手术适应证提供了依据。

MAD是OSA治疗的另一种有效替代方案。一项针对东亚OSA人群的Meta分析显示，MAD可显著降低AHI、改善最低血氧饱和度及主观嗜睡，并对血压也有一定改善。尽管完全治愈率有限，但MAD为CPAP不耐受或拒绝手术者提供了可行的选择^［52］。此外，MAD在降低24 h平均动脉压方面不劣于CPAP，且在睡眠期降压效果更为突出^［24］。

生活/行为方式干预是OSA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Meta分析显示，有氧与阻力训练可在不同严重程度及肥胖状态的OSA患者中显著降低AHI、改善日间嗜睡、减轻体重并提升心肺耐力，即使在已接受CPAP治疗的患者中亦能带来附加获益^［53］。提示运动干预在OSA患者中具有普适性和附加价值，应纳入长期管理策略。

女性OSA除与自然衰老相关外，生育期老化（卵巢功能减退、雌孕激素下降）亦是独立危险因素；现有以男性症状为中心的筛查工具易漏诊女性患者，造成性别诊断不平等。女性患者在诊断时往往年龄较大、BMI较高，间歇低氧对其代谢及激素功能的影响也更显著^［55］。研究提示，更年期激素替代治疗可降低更年期女性OSA患病率并改善严重程度，尤其在围绝经期和绝经后期效果更明显^{［55, 56, 57, 58］}。

此外，在以唐氏综合征为例的智力障碍（ID）及部分遗传综合征的患者中，睡眠呼吸障碍患病率显著升高，其机制涉及颅面发育异常、舌体肥大及肌张力低下^{［59, 60］}。儿童患者常考虑腺样体-扁桃体切除术，但术后残余OSA较为常见，需进行综合管理并在必要时辅以CPAP或口矫治器^［61］。成人患者则以CPAP治疗为主，对于不耐受者可考虑舌下神经刺激等治疗作为替代方案^［62］。此类患者的OSA管理应建立连续的儿科至成人随访与专科服务，避免依赖非ID人群的经验推断^［60］。上述证据强调，不同特殊人群的OSA在解剖学与非解剖学机制、症状表现及管理策略上均存在差异，亟需针对性筛查工具与个体化干预方案，以提升诊断准确性与治疗效果。

近年来，OSA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关联逐渐明确，其影响范围已超越心血管和代谢领域。首先，在胃食管反流（GERD）方面，临床研究显示OSA患者合并GERD比例显著升高^{［63, 64］}。夜间胸腔负压波动和膈肌活动增强可促进反流，而反流又进一步加重上气道炎症和塌陷性，形成恶性循环^{［63, 64］}。此外，GERD与OSA共享部分症状特征（如，打鼾），提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病理机制^［63］。其次，OSA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密切相关。间歇性低氧可通过脂质过氧化、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加速肝脏脂肪沉积和纤维化进展。多项研究显示，OSA患者的NAFLD患病率和肝纤维化风险显著增加，提示OSA可能是NAFLD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65, 66］}。再者，OSA与恶性肿瘤的关系亦受到关注。流行病学证据显示，OSA患者恶性肿瘤的总发病率稍高于一般人群（约0.046%）^［67］，其潜在机制包括间歇性低氧诱导的血管生成、免疫功能紊乱及肿瘤微环境改变^［68］。然而，不同人群和肿瘤类型间的结果存在差异，目前仍缺乏大规模RCT加以验证。总体而言，OSA不仅是呼吸系统疾病，更可能通过多重病理生理机制影响消化系统功能、肝脏代谢过程及肿瘤发生风险。未来研究需在机制阐释和风险分层方面进一步深入，以推动OSA管理向跨系统的综合防控转变。

鉴于神经肌肉疾病相关睡眠呼吸障碍的发病率高，危害性大，需早期诊断、启动规范化治疗。因此，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制订了《神经肌肉疾病相关睡眠呼吸障碍诊治专家共识》^［70］。该共识整合了最新证据与专家经验，构建了神经肌肉疾病相关睡眠呼吸障碍从筛查到治疗的标准化路径，规范了无创通气、氧疗及呼吸康复等干预措施，并根据患者状态提出差异化随访方案，强调多学科协作以提升诊疗连续性，推动该领域向规范化与精准化发展。

鉴于OSA显著增加成人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需早期识别并规范化管理。因此，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工作委员会、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及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联合制订了《合并OSA成人患者围手术期管理专家共识（2025版）》^［71］。该共识构建了从术前筛查、风险评估到术中麻醉管理及术后监测的标准化路径，规范了气道评估、正压通气治疗及镇静镇痛药物使用等关键环节，并提出多学科协作模式，以提升诊疗连续性与安全性，推动合并OSA患者的围手术期管理走向规范化与精准化。

此外，我国成人OSA诊治指南正在制订中。本年度，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障碍学组已发布《成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诊治指南计划书》^［72］，系统阐明了指南的制订背景、目的及方法学框架。符合我国成人OSA诊断、治疗和管理特点的新版指南发布，有望进一步规范并优化我国医师在睡眠医学领域的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