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欧洲克罗恩病和结肠炎组织（ECCO）年会上，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王晓艳教授/陈杰副教授团队多项研究集中亮相，覆盖大会开场报告、重点口头报告及大会亮点环节，系统性地展示了该团队在炎症性肠病（IBD）环境风险、遗传机制及精准防治领域的最新进展。其中，六项口头报告研究以团队自主建设的多中心专病队列——IBD多组学、营养与环境队列（ONE-IBD Study）为核心平台，整合中国人群专病队列、医保数据及国际队列，共同构成一幅从队列建设到暴露识别、机制拆解到精准分层与可干预靶点的研究版图，并锁定可测量、可干预的靶点与路径，为IBD的预防与管理带来全新视角。

ECCO现任主委、前任主委、候任主委及新任委员合影

面对中国日益加重的IBD疾病负担，现有基于西方人群的诊疗指南在本土应用中缺乏高质量证据。为破解此困境，王晓艳教授/陈杰副教授联合浙江大学李雪研究员团队构建了国内首个整合多组学、营养与环境监测的ONE-IBD前瞻性队列，旨在为中国IBD患者提供多维度的精准管理策略。

ONE-IBD队列是一个深度整合临床表型、精细化暴露评估与多组学生物信息、医保及环境监测数据的多中心研究平台。基于2012年构建的中南大学消化病数据库，队列自2019年启动试点入组，并于2023年开始大规模入组。目前队列已成功纳入超过1000名IBD患者及700名健康对照，通过面对面访谈、标准化体格测量及专门针对中国饮食习惯设计的食物频率问卷，系统收集了从人口学特征到生活方式、身心状态的全维度数据。此外，ONE-IBD队列具有动态被动随访、规范主动随访的监测机制，能够真实、连续地捕捉中国IBD患者的病程发展与治疗响应。

ONE-IBD队列建立了标准化生物样本库，并对采集到的血液、尿液、粪便、组织等样本进行了基因组、代谢组和微生物组的深度测序及分析。这些分子层面数据与临床及暴露数据相互印证，为揭示饮食通过调节宿主代谢与肠道菌群进而影响IBD发生发展提供了新视角。目前，基于ONE-IBD队列的初步分析已经揭示了中西方IBD患者在环境危险因素和生物标志物上存在的共性与特性，部分成果已在此次ECCO大会中以口头或壁报形式进行交流。为合规、有序地促进数据共享，团队成立了“ONE-IBD数据管理委员会”，以支持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并推动合作。

ONE-IBD队列的建立，不仅旨在产出适用于中国患者的精准营养建议和疾病管理模型，更致力于从东方人群的独特视角，为全球IBD的临床及机制研究贡献东方证据。随着队列的持续扩大与数据的深度扩展，ONE-IBD有望提供本土高级别循证证据，推动中国IBD诊疗水平的提高与精准管理的落地。

团队聚焦“职业因素与IBD易感性”的研究入选大会开场报告（OP01）。该研究基于跨东西方人群、大样本数据，系统整合职业污染物暴露、职业相关行为及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等多个维度纳入IBD风险评估框架，为理解工业化背景下IBD的环境风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职业视角”。

近70年来，IBD在工业化国家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持续攀升。工业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环境暴露谱，也深刻重塑了劳动形态，使职业成为个体长期暴露于多种环境与社会因素的重要途径。为系统评估不同职业与IBD终身风险的关联，团队整合中国及英国约2000万自然人群及2万名IBD患者信息开展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多种职业谱与IBD患病风险显著相关：例如长途汽车司机、电工等职业与克罗恩病（CD）风险升高相关，而口腔科、会计等职业则更多与溃疡性结肠炎（UC）风险升高相关。熟练技工类（Skilled Trades Occupations）这一职业大类在中英两个社会文化背景和人群结构截然不同人群中均与IBD终身患病风险稳定相关，提示某些职业所承载的共同风险因素可能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意义。

在进一步风险暴露拆解中，团队发现职业系统中的不同暴露维度与IBD亚型呈现差异化关联。柴油暴露与CD发病风险显著升高相关，并呈现累积暴露效应，而烟雾暴露则更多与UC风险升高相关，提示职业环境污染物可能并非“泛化风险”，而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参与不同IBD亚型的发生。除化学暴露外，高水平职业体力活动同样与IBD发病风险升高相关且在UC中尤为突出；“高职业体力活动、低休闲体力活动”人群风险最高，而较高水平的休闲活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职业体力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职业压力方面，其效应高度依赖个体心理状态：心理症状负担较高的人群中，即便职业压力水平较低，IBD发病风险仍显著升高；而心理状态相对稳定的人群中，较高职业压力反而与较低发病风险相关。进一步分析社会结构因素发现，较高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与IBD及UC发病风险显著降低相关，并且职业层面的社会优势与个体经济资源可能协同发挥保护作用，表明良好的职业环境不仅可直接降低发病风险，还可能放大个人经济资源所带来的健康获益。污染物暴露、职业相关行为与社会分层因素共同作用塑造了个体的长期疾病易感性，提示未来IBD防控需更加重视职业相关风险的识别与干预，并将其纳入更系统的公共卫生与预防策略。

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孙菁主任团队开展的一项重磅研究吸引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该研究深入探讨了严重感染作为环境触发因素，如何与宿主遗传易感性共同作用诱发IBD，为理解IBD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理论维度。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入选大会Congress Abstract Highlights演讲环节，并荣获Y-ECCO Abstract Awards（全球仅5项）。

研究首先重新审视“感染”这一环境因素在IBD起源中的位置。尽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发现数百个易感位点，但遗传因素只能解释约10%的疾病风险，这提示IBD的启动往往还需要关键的外部触发。团队基于国际队列的系统分析发现：与无感染史人群相比，既往因感染住院者后续发生IBD的风险显著升高（HR≈3.4），其中CD升高更为突出（HR≈5.1）。不同病原体类型的感染均与风险上升相关，细菌、病毒、真菌感染的风险比普遍在2-4倍之间；虽然胃肠道感染关联最强（CD风险升高接近8倍），但呼吸道等非胃肠道感染同样显著增加发病风险，提示“系统性免疫激活”可能是连接感染与IBD的共同驱动力。

进一步地，研究回答了关键的个体差异问题：为什么同样的感染，仅有部分人会进展为IBD？团队筛选出44个在感染背景下显著调控IBD风险的免疫相关基因，揭示这些遗传缺陷可能在日常状态下相对“沉默”，却会在感染带来的免疫冲击下被放大。在此背景下，研究首先尝试采用传统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RS）对感染人群进行风险分层。然而PRS难以有效区分住院感染后IBD的发病风险，提示仅依赖“静态遗传风险”的传统模型难以捕捉感染这一强烈免疫刺激所引发的个体差异。为突破这一瓶颈，团队创新构建感染相关炎症性肠病评分（Infection IBD Score，IIS）用于量化个体在感染暴露背景下被“激活”的遗传易感性：在住院感染人群中，IIS展现出良好预测能力，IIS最高五分位个体相较最低五分位发病风险升高超过两倍，使得感染后高危人群的精准识别成为可能。

研究支持了IBD发病的“多重打击模型”：遗传易感性构成“首次打击”，而严重感染作为关键的“二次打击”，在特定的免疫遗传背景下触发了持续的免疫失调。团队此项研究不仅补充了环境因素诱发IBD的证据链条，更为高危人群早期监测和干预提供了全新的生物标志物。

过去的病因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或多个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影响，王晓艳教授/陈杰副教授团队联合天津医科大李俊教授团队通过全暴露组关联研究及因果推断，对7,000余项因素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地毯式筛查，为IBD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暴露组图谱。结果显示，CD的暴露指纹主要涉及饮食结构、烟酒习惯、运动频率以及居住地的社会经济指标；而UC的暴露指纹除饮食外，主要与心理健康状况（如压力）、睡眠模式及二氧化氮（NO₂）等环境污染因素表现出显著关联。这种“亚型分层”的暴露图谱不仅回答了不同IBD亚型在环境易感性上的差异，也为后续的精准防控提供了更清晰的风险锚点。

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将遗传风险位点与暴露数据深度整合，拆解出疾病的底层生物学逻辑：CD的核心通路涉及T细胞失调、嗜酸性炎症及髓系细胞抑制，UC的核心通路则涉及泛炎症细胞因子信号、自身免疫感应及白细胞抑制。这种从“暴露关联”走向“通路解释”的整合策略，使研究不止于列出风险因素清单，而是把环境触发与免疫调控的关键节点联系起来，为理解IBD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更具可解释性的框架。最后，研究还构建了AI驱动的多源生物医学知识图谱，将复杂的生物医学数据转化为可供临床、科研及公共卫生人员交互查询的工具，为IBD的精准防控提供动态、智能的决策辅助。

尽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个常见遗传位点被鉴定与IBD相关，但罕见变异与蛋白编码变异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仍长期未被系统阐明。围绕这一空白，王晓艳教授/陈杰副教授团队联合浙江大学李雪研究员、中山大学胡世贤研究员团队基于36万名个体的全外显子测序数据，开展了覆盖16,879个蛋白编码基因的基因水平罕见变异分析，重点聚焦罕见变异预测的功能缺失及可能致病的错义突变，并同步对常见编码变异进行单变异关联检验；机制层面，研究进一步整合了因果推断、表达富集、功能注释以及可成药性评估，以提升发现的生物学可解释性与转化潜力。

研究在基因水平的分析中共鉴定出6个与IBD显著相关的基因，其中SPON2、NOMO2、BCAR3和FSD1L为新发现；亚型分析进一步揭示2个与CD相关的基因以及4个与UC相关的基因。除稀有变异层面的新基因外，单变异分析还识别出10个新的常见编码变异位点，从不同遗传频谱共同拓展了IBD的遗传图谱。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新发现的致病基因（如SPON2与LRRC19）具有明显的组织与细胞类型特异性表达特征，孟德尔随机化提示这些基因的遗传预测表达或蛋白水平与IBD相关，同时可成药性与小鼠模型证据进一步支持其生物学与治疗学相关性，提示这些发现不仅具有遗传学意义，也可能指向新的机制与干预靶点。在风险分层方面，研究整合PRS与稀有变异携带状态整合，揭示“罕见变异-PRS”间的协同作用：相较于PRS处于中间水平且不携带稀有变异者，PRS最高十分位且携带稀有变异的人群呈现显著更高的发病风险，IBD（HR 3.61）、CD（HR 6.22）及UC（HR 3.34）均表现出强效叠加效应。结果表明，单独依赖常见位点构建的PRS可能低估了部分高危个体的真实风险，而将外显子组信息纳入预测框架，能够更精准地捕捉高风险人群，为IBD精准医学提供更有力的遗传学工具。

超加工食品（UPF）在全球范围内消费快速上升，团队前期发表在Journal of Crohn’s and Colitis的研究提示，UPF摄入增加与IBD的发病风险升高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但对于UPF影响IBD的关键机制仍缺乏可验证的生物学证据。为破解这一难题，王晓艳教授/陈杰副教授团队联合浙江大学李雪研究员团队以靶向代谢组学为突破口，在大规模人群中构建UPF的代谢指纹谱，并进一步追溯其在IBD发生链条中的关键中介与遗传调控，为IBD的一级预防提供了可量化、可分层、可干预的精准营养靶点。研究首先基于国际队列系统筛选出73种能够稳定反映UPF摄入水平的循环代谢物，建立UPF代谢特征谱，并通过内部验证与英国Whitehall II队列外部验证确认其可复现性。在此基础上，团队进一步开展中介分析与机制挖掘，明确循环代谢组学特征可表征和中介UPF对IBD发病的影响，并锁定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为关键代谢物。

为进一步回答“同样UPF暴露下个体发生IBD的风险为何不同”的异质性难题，团队将代谢证据与遗传机制整合，定位到1个DHA合成相关基因上的关键位点。研究显示，携带该位点突变的人群DHA合成能力更弱，摄入相同水平UPF时更容易出现循环DHA水平下降，从而表现出更高的IBD发病风险，为识别UPF高敏感易感人群提供了遗传分层依据。同时，团队依托自主建设的多中心专病队列——IBD多组学、营养与环境队列（ONE-IBD），在中国人群中验证了DHA在UPF影响IBD中的关键作用，使结论获得跨人种、跨遗传背景的支持，增强了可推广性与临床转化价值。此项研究明确了循环代谢物在UPF-IBD关联中的重要作用，并将DHA及其上游通路定位为UPF在IBD发病中的干预靶点，使IBD预防有望从“减少UPF摄入的广谱建议”升级为“面向遗传与代谢表型的人群分层精准营养干预”，为未来开展IBD精准营养干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杰博士做口头报告

专家简介

王晓艳 教授

• 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二级教授、博导
  

• “湖南省医学领军人才”“湖南省创新群体带头人”
  

•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 常务委员
  

• 湖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委员会 主任委员
  

•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大数据协作组 副组长
  

•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 委员
  

• 湖南省炎症与肿瘤重点实验室 主任
  

• 湖南省消化内镜微创诊治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
  

• 湖南省医学会超声内镜学组 组长
  

•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内镜诊治、消化系统炎症与肿瘤的基础及临床研究。擅长EUS、ESD及ERCP等内镜诊治技术。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重点项目及面上项目7项，以通讯作者在Cell metabolism、Nature Communications、EClinicalMedicine、Diabetes Care等期刊发表SCI论文近100篇，IF>10分的18篇。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及教学奖5项，获国家专利7项，转化1项

专家简介

陈杰 博士

• 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医师、特聘副教授 
  

• 湖南省“非可控炎症与肿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 欧洲克罗恩和结肠炎组织（ECCO）国际委员
  

• 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人工智能协作组委员 
  

•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结肠镜学组委员
  

•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近年来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含共同）发表IF＞10分论文10余篇，H指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