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凭借精准靶向与高效细胞毒性载荷结合的特点，实现了对肿瘤细胞的精准打击，也被称为“生物导弹”，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的治疗格局。然而ADC的分子结构，包括单克隆抗体、连接子以及细胞毒性载荷，在高效的肿瘤杀伤机制下也会带来一定的毒副反应，因此，临床中需要兼顾疗效和安全性的平衡，这也是当下ADC应用的重要课题。

从临床实践来看，ADC的部分毒性来自细胞毒性载荷，和化疗药物的毒性类似，例如血液学毒性和消化道反应。其中血液学毒性的管理体系已较为完善，并且已经建立了标准化的监测和干预流程：通过定期监测血常规，能及时发现中性粒细胞减少；根据中性粒细胞减少分级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支持治疗，必要时延迟给药或下调剂量，使患者能够持续用药治疗^[1]；对于消化道毒性，例如呕吐、腹泻等，临床上也积累了成熟的预处理经验，例如使用5-HT或NK1受体拮抗剂联合激素治疗，部分消化道毒性明显的ADC药物，还会联合奥氮平做四联治疗^[1]，其核心是根据不同ADC的作用特点和细胞毒性载荷进行个体化防范。

另外，《乳腺癌抗体药物偶联物不良反应管理指南（2025版）》的发布，为ADC合理应用和不良反应管理提供了权威指导。对于间质性肺疾病、口腔黏膜炎等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的不良反应，应根据严重程度采取阶梯化管理策略，从继续用药到密切观察，再到暂停、减药甚至永久停药，这种分级管理策略对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至关重要^[1]。

此外，在ADC安全性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其一，同类靶点的ADC安全谱差异明显，临床医生需要精准识别每种ADC的特殊反应，因此，加强医生的专业培训和教育尤为重要。

其二，基层医院在识别、处理间质性肺疾病这类少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方面经验不足，需要完善安全性管理规范，加强基层临床医生的培训。

其三，部分ADC的不良反应需要患者早期识别，例如口腔黏膜炎、眼毒性等，若宣教和预警不到位，患者无法及时发现早期信号，便难以实现早识别、早报告、早干预的目的，这需要医患、医护协同配合。随着中国原研ADC芦康沙妥珠单抗进入医保，药物可及性大幅提升，实现安全性管理的全域覆盖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乳腺癌的临床诊疗已经逐步进入ADC时代，不同分子分型的乳腺癌治疗中均可见ADC药物的应用，但不同的ADC因靶点、细胞毒性载荷以及偶联过程存在差异，不良反应谱也各不相同。结合芦康沙妥珠单抗和其他ADC的临床应用经验，做好不良反应的全程管理是临床应用的关键。

基于此，《乳腺癌抗体药物偶联物不良反应管理指南（2025版）》提出了明确的管理思路：首先要明确不同ADC特殊不良反应的高发人群、发生时间、持续时长和预后转归，充分了解这些信息是做好患者宣教的基础；其次应告知患者在不同治疗阶段的监测重点，对高风险患者在高风险时段进行密切关注，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1]。

具体而言，治疗前要做好患者的基线评估和高危人群筛选，同时规范执行止吐、口腔黏膜炎及输液反应的预防措施，降低后续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治疗期间要密切监测血常规和患者的临床症状，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不良反应，需严格遵循分级处理原则，及时调整剂量或暂停给药，确保患者治疗安全。

对于未来ADC药物的安全性优化和临床实践，主要有以下几点期待：第一，精准治疗时代，“精准”应该贯穿始终，希望能通过生物标志物等手段，精准识别不良反应的高风险患者，实现个体化用药；第二，随着联合治疗策略的推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叠加毒性，需要深入研究并做好有效管理；第三，期待能开展大样本的真实世界研究，进一步验证ADC药物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安全性，为老年患者、肝肾功能不全患者这类特殊人群，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依据。

此外，还需要推动患教普及和多学科协作机制的落地，让医生、护士、患者共同参与到安全性管理中，真正实现早识别、早干预、保疗效、保安全的“两早”“两保”目标。安全性是疗效的基石，只有把安全性管理做到位，才能让这些创新药物的价值真正惠及每位患者。

多学科协作在不良反应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这个层面来看，综合性医院具备一定优势，呼吸内科、眼科、内分泌科等多个科室能够快速响应并提供协助。同时，需要建立完善的多学科协作机制，加强肿瘤科和其他科室的互动，提升非肿瘤科室医生对ADC药物毒性的识别和认知能力，能够帮助肿瘤科医生更好地开展后续管理。

我非常认同两位教授的观点，想要做好ADC药物的安全管理，核心在于两点。第一，和患者接触密切的管床医生应充分了解ADC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做好评判和处理；第二，要做好患者和家属的宣教工作，使其提前了解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管理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即便不良反应发生，患者也能心中有数，避免因过度担忧而拒绝相关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