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I、双抗、ADC“乱花渐欲迷人眼”？乐秀宁教授：在必然的新药迭代中，寻找获益与负担的最优解 | 2026ELCC大咖开麦
- 乐秀宁教授 -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头颈部肿瘤
内科2003 年，取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
2010 年，取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2010 年~2017 年，分别于马萨诸塞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大学医学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和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作博后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会员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会员
临床专长包括肺癌、头颈癌和其他胸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致力于提供基于最新科学发现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并积极参与临床试验，以探索新的治疗选择。研究兴趣集中在非小细胞肺癌的分子机制和治疗策略上，特别是在 EGFR 突变、MET 突变和免疫治疗方面。她在多个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同行评议论文，包括《临床癌症研究》、《癌症》（Basel）、《癌症细胞》、《临床肺癌》、《胸部肿瘤学杂志》、《肺病学》、《白血病
与淋巴瘤》、《临床癌症研究》、《癌症》、《血液学进展》等，并获得了多项研究资助。
目前 EGFR 突变 NSCLC 的治疗选择愈发丰富，从一代到四代 TKI、双抗、ADC 再到各类联合策略层出不穷。您认为当下是否存在“过度治疗”的潜在问题？临床中该如何平衡疗效获益与患者的负担？
乐秀宁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临床考量。在我看来，治疗选项的丰富对于患者及其家属而言，总体上是一件极具积极意义的好事，我们绝不应因此放缓在任何细分领域的研发步伐。
关于“获益与负担的平衡”，我们需要多维度的考量。首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临床实践存在差异。例如，FLAURA2研究的模式在美国应用非常广泛，覆盖了约80%~90%的患者；但在亚洲及部分欧洲地区，其临床接受度相对较低。其次，当我们谈论“负担”时，它不仅指药物毒副作用带来的生理负担，还包括高昂的经济负担，以及患者频繁就医所产生的时间负担，这些都需要在制定个体化方案时综合权衡。
但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我始终坚信新药的迭代是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坚持向前探索，我们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提高肺癌患者的总体生存率。
免疫治疗在 EGFR 突变 NSCLC 中一直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部分人群是否真的存在免疫治疗的“天花板”？未来该如何挖掘其免疫治疗潜力？
乐秀宁教授
从肿瘤发生学的角度来看，EGFR突变是由明确的驱动基因主导的，这类肿瘤对免疫微环境的依赖度较低，且缺乏足够的肿瘤抗原，因此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冷肿瘤”。但这并不意味着EGFR突变患者完全与免疫治疗绝缘。
目前我们常说的“免疫治疗”，其实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针对PD-1/PD-L1、CTLA-4靶点的单抗）。然而，现代肿瘤免疫学已经迈向了更深层次的机制探索，例如通过引入T细胞衔接蛋白或共刺激分子等创新手段，主动调动和重塑免疫微环境。因此，我认为跳出传统单抗的局限，免疫治疗在EGFR甚至HER2突变领域，依然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前新型药物研发提速，但部分药物存在“早期数据亮眼、后期临床乏力”的问题。该如何让研发更贴合临床实际需求？
乐秀宁教授
近年来，中国的新药研发，尤其是ADC和抗体相关技术日趋成熟，展现出了极高的创新力。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新药在I期临床试验中数据非常漂亮。但客观来讲，I期临床在整个研发周期中相对较容易实现。真正的挑战在于后期的临床策略：如何全面地评估药物，使其在不同瘤种、不同治疗线数中实现患者获益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生物科技公司和药企必须紧密贴合真实的临床需求。例如，有些药物如果精准定位于二线或后线治疗，去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痛点，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不是盲目地将所有资源都挤进竞争激烈的一线治疗。
这种从“实验室”到“临床决策”的转化确实需要时间去磨合。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随着中国与全球同行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产学研之间的缺口必将迅速弥合，最终让更多真正有价值的创新药惠及患者。
撰写：Faline
审核：乐秀宁教授
排版：Faline
执行：Fa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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