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16日至20日，2026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年会于美国旧金山召开。

5月19日，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Jeffrey R. Strawn带来了题为《证据高于情绪：有关儿童青少年使用SSRIs的真实信息》（Evidence Over Emotion: What We Really Know about SSRIs in Youth）的专题报告，围绕儿童青少年使用SSRIs的公共认知、政策影响、疗效证据、安全性与治疗可及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本场报告的核心并非简单讨论「是否应该使用SSRIs」，而是试图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儿童青少年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及强迫症等临床情境中，关于SSRIs的讨论究竟应建立在证据之上，还是被恐惧、污名和公共舆论牵引。讲者在报告目标中明确提出，需要审视政策与公众认知如何影响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处方，重新评估SSRIs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和强迫症中的疗效与安全性证据，并识别导致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诊断不足和治疗不足的系统性障碍。

讲者开篇呈现了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的发病年龄分布，提示这些疾病往往在儿童青少年阶段即已出现。对于这一人群而言，治疗决策不仅关乎当前症状控制，也与学业、人际关系、功能发展及自杀风险相关。正因如此，如何在风险监测与有效治疗之间取得平衡，是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临床无法回避的问题。

2025年2月，美国的一项行政令要求相关机构应对美国慢性疾病危机，并明确提及SSRIs处方的流行及其所构成的威胁，尤其是在儿童青少年人群中。

这一表述背后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它将SSRIs预设为一种公共卫生威胁，而不是以中立或可能获益的方式看待药物。这样的叙事容易重新点燃既往围绕儿童青少年使用SSRIs的争议，也可能强化公众对精神科药物的污名，削弱公众对循证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照护的信任，并使政策讨论从「数据驱动」转向「恐惧驱动」。

因此，本场报告的目标被明确设定为三点：重新回顾真实的科学证据；思考既往出于恐惧而制定政策所带来的经验教训；权衡拒绝或延迟使用潜在有效治疗所可能造成的后果。讲者并未否认SSRIs存在不良反应或需要谨慎监测，而是强调，围绕儿童青少年SSRIs的讨论不可脱离实际证据。

二十一世纪早期，儿童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与自杀相关风险之间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FDA委托哥伦比亚大学对制药企业提供的儿童青少年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审查。2004年，FDA基于meta分析结果发布黑框警告；2007年，该警告扩展至24岁及以下年轻成人。

该meta分析发现，儿童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后自杀意念或行为风险增加，但在约4400名参与试验的儿童中并未出现自杀死亡。同时，由于实际自杀事件数量过少，难以检测组间差异，因此分析重点转向新发或加重的自杀意念。报告也指出，这一分析存在方法学层面的挑战：相关自杀事件是从原本并非专门为捕捉自杀事件而设计的试验数据中推断出来，哥伦比亚大学团队需要在事后对事件进行重新分类。

事实上，学术界当时就已经对黑框警告可能带来的影响表达担忧。美国医学会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曾提醒，黑框警告可能导致抗抑郁药合理处方的减少，进而降低可能从治疗中获益的儿童青少年接受治疗的机会。后续数据进一步显示，警告发布后，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处方出现明显下降，而未治疗青少年的自杀率随后上升。换言之，黑框警告尽管初衷是预防性提醒，却深刻塑造了公众和专业人员对抗抑郁药安全性的认知。

适得其反：FDA抗抑郁药黑框警告发布后，自杀事件不降反增 | 研究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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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关键并不在于否定风险提示本身，而在于提示临床与政策制定者：当风险信息被以高度警示性的方式呈现时，可能不仅影响用药安全监测，也会改变患者、家庭和医生对治疗的整体态度。对于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而言，治疗不足本身同样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报告围绕抗抑郁药自杀相关风险进一步整理了若干证据。瑞典注册研究显示，538,577名研究对象中，SSRIs启动前1个月的自杀行为风险是较早时间点的7倍，而在SSRIs治疗启动后，这一风险出现下降。讲者认为，临床上观察到的自杀相关风险不能简单理解为药物启动后才出现的问题；很多患者在开始治疗前本身已处于风险升高阶段。

此外，Bridge等开展的meta分析显示，自杀意念风险的增加幅度有限，并且被临床获益所抵消。TADS和CAMS研究中，自杀意念在所有治疗组中均下降，包括安慰剂组。报告也展示了TORDIA研究中治疗与自杀事件相关资料，用以说明青少年抑郁治疗中的自杀相关事件需要结合治疗方式、基础风险和临床监测综合理解。

因此，不能以单一恐惧叙事取代对风险-获益的细致判断。对于本身存在抑郁、焦虑或强迫症状的儿童青少年，治疗前的疾病负担和自杀风险同样需要被纳入评估。若因为对药物的恐惧而推迟或回避有效治疗，可能会让部分患者继续暴露于未治疗疾病本身带来的风险中。

多项meta分析及临床试验提示，抗抑郁药对儿童青少年焦虑障碍有效。与其他药物干预相比，抗抑郁药表现更优，可使焦虑症状更快、更显著地改善。针对儿童青少年强迫症，舍曲林、氟西汀及其他SSRIs总体结果方向倾向于优于安慰剂。讲者据此将OCD纳入儿童青少年SSRIs疗效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局限于抑郁障碍。

讲者还报告了SSRIs与认知行为治疗（CBT）联合应用的证据。一项汇总3项大型NIH试验的分析纳入了2项抑郁研究和1项焦虑研究，比较了SSRIs联合CBT与单用SSRIs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相比于单用SSRIs，SSRIs联合CBT在第4周显示出了有统计学意义的疗效优势（p<0.001），并在第8周和第12周进一步改善。与单用SSRIs相比，CBT的额外获益在第12周达到统计学显著（p<0.001）。

这一结果提示，在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和强迫症的治疗中，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并非彼此排斥。SSRIs联合CBT可以带来更充分的症状改善；尤其是在较长治疗周期内，CBT的叠加价值逐渐显现。

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停用抗抑郁药后的复发问题。一项研究将接受氟西汀治疗的儿童青少年随机分配为继续氟西汀治疗组或改用安慰剂组，每组20例；另一项研究纳入氟西汀治疗有效的抑郁症青少年，并将其随机分配至氟西汀或安慰剂治疗6个月；第三项研究将氟西汀治疗有效者随机分配至继续氟西汀或氟西汀联合CBT治疗6个月；第四项研究则纳入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有效的青少年，随机分配为继续艾司西酞普兰或改用安慰剂。

综合分析显示，复发的预测因素包括共病恶劣心境、抑郁症状更多、持续失眠等。相反，急性期治疗反应越好，复发可能性越低；CBT治疗也与较低的复发风险相关。由此可见，对于已经获得治疗反应的儿童青少年，是否停药、何时停药、如何降低复发风险，都需要结合个体症状、共病情况、睡眠状态及是否接受CBT等因素综合判断。

这一部分与前文关于疗效证据的讨论形成呼应：儿童青少年使用抗抑郁药并不是单一的「开不开药」问题，而是包括起始治疗、联合治疗、维持治疗、停药时机与复发预防在内的连续管理过程。

儿童青少年抗抑郁药相关不良反应并不遵循简单线性过程，可大致分为：

• 早期出现且通常为一过性的反应，如恶心、失眠、激活症状等。此类不良反应往往可在数天至数周内随5-羟色胺受体脱敏而缓解。
  

  
  

• 较晚出现、可能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反应，如体重增加、性功能障碍等；此时可能需要调整剂量、换药或辅助管理。

SSRIs用于儿童青少年患者时的耐受性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受个体生理特点、药效学靶点、代谢差异、所治疗疾病以及用药依从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对于儿童青少年患者而言，另一个重要难点在于症状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区分。很多所谓的不良反应可能与焦虑障碍、强迫症或抑郁障碍本身的基线症状重叠，如胃肠道不适、疲乏和失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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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儿童青少年患者在启动SSRIs治疗后出现躯体不适时，临床医生既不能草率忽略，也不能简单地全部归因于药物，而需要结合时间进程、症状变化和原有疾病表现综合判断。

报告后半部分将讨论转向「真正的危机」。8%-12%的儿童青少年罹患可能对SSRIs/SNRIs治疗有反应的疾病，而数据显示实际用药率仅为1.6%；即便当前比例已经达到3%-4%，也意味着仅有25%-50%的合适的儿童青少年获得了药物治疗。

讲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多重系统性障碍，包括合格的临床医生短缺、培训和实践方式差异、照护系统碎片化以及持续存在的污名等。其结果是，很多儿童青少年在系统缝隙中被遗漏，错过了安全且有效的治疗。

报告据此提出，应重新组织关于SSRIs的叙事。SSRIs并不完美，但绝不是患者和医生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是诊断不足、系统性投入不足、照护碎片化和污名。对应的需求则包括早期诊断，以及将精神卫生照护整合进儿科初级保健和协作照护模式中。

讲者总结称，未治疗的抑郁症、焦虑障碍和强迫症与学业失败、人际关系受损及更高的自杀风险相关。SSRIs并非没有副作用，但在恰当使用时是安全且有效的。临床伦理要求医生以有效干预治疗精神疾病，同时进行密切监测。基于恐惧而回避SSRIs，会使年轻患者失去获得安全、有效治疗的机会。

讲者呼吁：相关学术讨论必须优先基于证据而非情绪；精神科照护应整合进入儿科初级保健和协作照护模式；临床应在合适的情境下，有信心地使用SSRIs及其他抗抑郁药进行治疗。无论如何，真正负责任的做法，是让证据回到临床决策的中心。（终）

信源：Evidence Over Emotion: What We Really Know about SSRIs in Youth.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26 Annual M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