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 | 肺癌精准诊疗前沿：可切除性共识、靶向维持策略与分子图谱解析
（NSCLC）的诊疗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一方面，专家共识与临床队列研究不断夯实规范化诊疗的基石；另一方面，大规模分子图谱的绘制与对驱动基因组织特异性的深度剖析，正持续拓宽临床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认知边界。本期文献速递精选了近期发表的五篇学术文献，这些前沿成果不仅为临床规范化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也进一步揭示了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复杂性，为个体化精准治疗指明了方向。Consensus definition of stage III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technical resectability to standardise inclusion criteria for clinical trials: a multisocietal EORTC-Lung Cancer Group collaboration1
Ⅲ期NSCLC技术可切除性的共识定义，以标准化临床试验的纳入标准：一项EORTC-肺癌小组的多学会合作
关于Ⅲ期NSCLC可切除性的决策十分复杂。为了提高临床试验中入组标准的一致性，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发起了一项Delphi研究，旨在确立Ⅲ期NSCLC技术性可切除的标准化定义。该研究邀请了来自EORTC、欧洲呼吸学会、国际肺癌研究协会、欧洲放射肿瘤学会、欧洲胸部肿瘤平台与国际乳腺癌研究组、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以及欧洲病理学会的36位专家参与，专家组就可切除性的定义制定了34项共识声明，并将共识达成标准定义为75%的专家同意率。
经过最多三轮的Delphi投票，专家们达成一致共识：
关于可切除性的决策应由经验丰富的胸外科医生在多学科团队的框架内制定。
初始评估应包括PET-CT、脑部MRI和微创或有创的纵隔分期。
ⅢA期通常被归类为可切除。伴有N2受累的肿瘤是否可切除可能取决于淋巴结受累的性质（即单站或多站、巨块型或非巨块型、以及侵袭性或非侵袭性）。
ⅢB期可被考虑为可切除，具体取决于淋巴结特征：N2单站大多可切除；N2多站大多不可切除；N2巨块型大多不可切除；N2侵袭性或N3为不可切除。ⅢC期被归类为不可切除。
该拟议的定义旨在标准化临床试验的入组条件，从而促进Ⅲ期NSCLC多模式治疗评估一致性的优化。专家组同时指出，目前仍需进一步收集数据，尤其是关于N2疾病性质的数据，以进一步完善该定义。
表.可切除、潜在可切除、不明确以及不可切除Ⅲ期NSCLC的可视化图表对照
*巨块型N2：指淋巴结短轴直径>2.5-3cm。高度选择的患者在特殊情况下（包括在多学科临床试验中将手术作为局部治疗手段的患者）可对是否手术进行讨论。
†多站N2：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法界定淋巴结或淋巴结站的确切数量。
‡某些侵犯主要结构的T4肿瘤是潜在可切除的。
Osimertinib after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stage III EGFR-mutated NSCLC: LAURA China cohort2
奥希替尼用于EGFR突变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接受根治性放化疗后的治疗：LAURA中国队列
背景
在Ⅲ期研究LAURA研究中，奥希替尼用于接受根治性放化疗（CRT）期间/之后未发生进展的EGFR突变（Ex19del/L858R）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对比安慰剂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无进展生存期改善（PFS HR=0.16；95% CI：0.10-0.24；p<0.001）。本文报告LAURA中国队列（其为分层因素之一）中进行的预设探索性疗效和安全性分析结果。
方法
该研究纳入了在接受根治性CRT期间/之后未发生进展的EGFR突变（Ex19del/L858R）Ⅲ期不可切除NSCLC成年患者，按2:1随机分配，接受奥希替尼80 mg每日一次或安慰剂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根据RECIST v1.1评估）或停药。主要终点为经盲态独立中心审查（BICR）评估的PFS。次要终点包括总生存期（OS）、客观缓解率（ORR）、缓解持续时间（DoR）和安全性。
结果
在全球随机化入组的216例患者中，40例（19%）来自中国大陆，构成了中国队列（奥希替尼组n=27；安慰剂组n=13）。两治疗组的基线特征总体均衡。奥希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经BICR评估的中位PFS（95% CI）分别为未达到（17.4-NC）和3.7个月（1.8-7.7）。ORR（95% CI）分别为63%（42-81）和15%（2-45）。大多数不良事件（AE）的严重程度为1级或2级，且未导致停药。未发生AE导致的剂量降低或死亡。
结论
在根治性CRT后使用奥希替尼，在中国队列中显示出优于安慰剂的PFS获益以及可控的安全性特征，这与全球LAURA人群中的发现一致。该结果支持在全球及中国，将根治性CRT后使用奥希替尼作为EGFR突变（Ex19del/L858R）Ⅲ期不可切除NSCLC患者新的标准治疗方案。
图.LAURA研究中国队列由BICR评估的PFS结果
Gene testing and prognosis in post-operative recurrent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subgroup analyses of WJOG15421L3
术后复发NSCLC的基因检测和预后：WJOG15421L亚组分析
背景
本研究旨在探索术后复发性NSCLC患者的生物标志物检测现状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这项回顾性、多中心研究纳入了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来自29家机构的1500例晚期或复发性NSCLC患者。对229例术后复发患者进行了预设亚组分析。主要研究终点为生物标志物的检测率（包括多基因检测），并进一步进行了生存分析。
结果
研究队列的中位年龄为74岁（范围：40-92岁）。在这些患者中，46.5%为Ⅰ期NSCLC，67%为腺癌患者。从手术至复发的中位时间为511天，169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23%的患者通过再次活检确认复发。43.7%的患者进行了多基因检测，56.8%进行了单基因检测。相比于局部复发（35%）患者，远处转移患者接受多基因检测的比例更高（47%）。若复发发生在术后＞3年，进行多基因检测的可能性较小。在切除后保留的标本与再次活检的复发标本之间，未观察到检测成功率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在总体队列还是在驱动基因阳性亚组中，术后复发患者的总生存期均优于初诊即为晚期的患者。
结论
尽管拥有充足的手术标本，术后复发NSCLC病例的多基因检测率仍然较低。随着近期围手术期个体化医学的进展，广泛普及多基因检测是改善接受手术切除患者生存结局的关键挑战之一。
图.复发性疾病中基因生物标志物检测的临床应用与表现3
A．基因生物标志物检测率；B.接受多基因检测的术后复发患者中各驱动基因突变的阳性率；C. 按送检标本（手术存档或再次活检）或复发类型（局部或远处）分层的多基因检测（Oncomine DxTT）成功率
Molecular Profiling across 80,000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4
80,000肺癌患者的分子特征分析
背景
生物标志物检测是NSCLC最佳治疗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帮助新兴靶向治疗的使用。尽管有完善的生物标志物检测指南以及许多获批的靶向治疗可用，但仍有大量晚期NSCLC患者未能从精准肿瘤学中获益。本研究利用单一全面基因组分析（CGP）平台检测的82,328份样本数据，分析了可操作基因组改变（AGA）在NSCLC不同组织学亚型及临床人口统计学亚组中的分布特征，旨在论证对所有NSCLC亚型进行普遍性分子检测的必要性，以确保患者能公平地获得现有的治疗机会。
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观察性回顾性分析，纳入了2014年-2022年间使用Foundation One/Foundation CDx通过二代测序进行全面基因组分析的经组织学确诊为NSCLC的病例。所有病例均由获得委员会认证的解剖病理学家进行中心审查，以确定组织学类型和亚型。
结果
共纳入82,328例NSCLC患者，其中35.1%的患者检出AGA。相比于肉瘤样癌（29.1%）、非特指型（27.6%）、大细胞癌（21.1%）和鳞状细胞癌（6.5%）等组织学类型，肺腺癌（LUAD）和腺鳞癌的AGA检出率更高（分别为45.8%和40.9%）。肉瘤样组织学类型具有最高的METex14跳突发生率（9.95%， LUAD中为2.43%）。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与组织学类型相关（大细胞癌为50.91%，非特指型为40.79%，鳞癌为39.08%，肉瘤样癌为36.30%，而LUAD为31.22%，腺鳞癌为29.22%）。携带AGA的患者通常具有较低的肿瘤突变负荷（80.88%）。BRAF/ERBB2突变、ALK/RET/ROS1重排和MET扩增与年龄存在显著相关性（p < 0.005）。EGFR可操作突变和KRAS G12C在女性中更常见，未观察到性别与其他基因组改变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最后，遗传祖先分析揭示了EGFR可操作突变与南亚/东亚和美洲人群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未见于其他基因组改变。
结论
本研究是迄今为止在NSCLC不同组织学、年龄、性别和遗传祖先中分析生物标志物的分布的最大数据集。研究结果证实，多种NSCLC组织学亚型中均存在足够比例的可靶向生物标志物，这一发现有力支持了“应对所有NSCLC病例进行全面生物标志物检测”的建议。
图.不同组织学亚型中生物标志物阳性情况总览4
Cancer type-specific variation in patterns of driver alterations across 50,000 tumors5
50,000例肿瘤中驱动基因改变模式的癌症类型特异性差异
体细胞驱动变异的致癌效应受到其组织来源背景的影响。按癌症类型对变异进行分类并评估其在特定背景下的特性，需要具备基因组图谱和含临床注释的大型肿瘤队列。本研究纳入了来自48,179例癌症患者（涵盖448种组织学亚型）的54,331个肿瘤样本，界定了特定癌症类型的驱动改变模式，其中包括164个新鉴定的热点。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驱动变异发生于非经典癌症类型背景中，并表现出独特的分子特征，包括亚克隆性增加、出现时间较晚以及存在生物学特性差异。在不同癌症类型中，特定的驱动改变共发模式（如基因融合）可提示疾病发病年龄较早。研究者还明确了不同遗传祖先背景下，影响T细胞受体治疗适用性的HLA限制性驱动新抗原存在显著差异，并论证了通过体细胞HLA缺失导致原发性耐药的癌症类型特异性模式。研究结果强调，驱动改变的功能作用取决于癌症类型和其发展的临床背景。
图.图示摘要5
结语
本文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不可用于推广目的。
审批编码：CN-187922
有效期：2026-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