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临床中，一名患者可能同时存在情绪不稳、抑郁焦虑、一过性精神病性症状、自伤和持续的人际冲突。如果诊断时只盯住其中一组症状，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就有可能被拆成多个并列诊断，或被误诊为双相障碍和原发性精神病性障碍。

近年来，围绕BPD的另一种争议则更进一步：鉴于不少BPD患者有创伤经历，是否应以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等与创伤相关的表述取代BPD？

日前，Harv Rev Psychiatry. 发表了一篇观点文章，围绕BPD这一诊断的处境展开了讨论。作者认为，现实层面的诸多挑战不应成为取消BPD诊断的理由；诊断越含混，患者越可能与适合的治疗失之交臂。以下简要介绍作者的核心观点。

1. 诊断的复杂性

符合BPD诊断者可能呈现不同症状组合：一端以内在情绪不稳定、身份弥散和空虚感为主，另一端则可能通过攻击、自伤或其他危险行为释放难以耐受的心理张力。单纯依赖僵化的疾病分类学边界不足以呈现上述差异，作者倾向于在保留分类学诊断的同时引入维度视角。

复杂性也会制造诊断盲区。只关注情绪症状，可能把BPD误诊为双相障碍；只看到严重病例中的短暂精神病性表现，又可能将其归入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情感性障碍。若按表层症状不断叠加诊断，还可能形成文中所谓的「虚假共病」：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和人际症状被分装进数个诊断，却没有识别贯穿其中的人格功能问题。

2. 人际功能损害及高风险行为

非自杀性自伤、自杀行为和其他危险行为不仅威胁患者安全，也会给家庭、治疗者及服务系统带来持续压力。有研究显示，BPD患者的家人承受的情绪负担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相近。功能受损严重的患者往往需要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日间治疗、部分住院或短期住院等综合照护；功能相对完好者则可能更容易接受门诊个体或团体心理治疗。从作者列举的场景看，照护安排不能只按孤立症状决定，还需结合患者的功能状态与风险水平。

3. 成本与资源

作者引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BPD门诊患者的年均社会成本为35,038欧元；这笔负担涉及警务联系和劳动损失等其他部门成本、患者及家庭支出，以及医疗服务支出。与此同时，部分结构化心理治疗疗程较长，对专业人员和服务容量要求较高；资源限制和较长的候诊名单可能妨碍治疗可及性；在一些国家，相关治疗还得不到保险报销。

4. 污名

BPD患者常被描述为「爱操纵他人」「寻求关注」「很危险」或「没法治」，其中外化行为明显者可能承受更强的污名。更隐蔽的问题其实发生在医疗系统内部：有人将BPD症状视为「性格缺陷」或「道德问题」，认为患者要为自身状况负责，并比其他精神障碍患者更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甚至因担心诊断带来伤害而不向患者告知BPD。作者认为，BPD相关的污名不仅附着在名称上，也嵌入诊断、沟通、政策和服务实践之中。仅更换名称未必能改变这些处境。

作者援引多方面证据，论证BPD仍是一个有效且具有临床意义的诊断实体：

• 其症状可以识别和重复观察；

  
  

• 病程具有一定特征，症状可能随年龄部分缓解，但功能损害仍可持续；

  
  

• 与心境障碍、精神病性障碍及焦虑障碍之间存在可区分性；

  
  

• 家族聚集、遗传性和治疗反应也为诊断效度提供支持。

BPD误诊的影响不止于名称不准确。如果BPD被当作难治性心境或焦虑障碍，患者可能经历一轮又一轮的药物试错治疗，随后被贴上难治性的标签，却始终无法进入针对自体、人际关联和人格功能的心理治疗。作者主张以心理治疗为首选，药物治疗不建议用于任何BPD核心症状；如需处理特定且严重的共病或短暂精神病性症状，也应尽可能缩短用药时间，并限于危机期。

围绕「BPD是否只是创伤的另一种名称」，作者承认很多BPD患者的确报告过虐待、忽视或早期关系破裂，但反对单一病因解释——创伤暴露既非BPD发生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并非所有BPD患者都有相应创伤史，也并非所有创伤幸存者都会出现BPD。作者据此主张，应同时考虑气质、情感不稳定、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应激，避免将创伤、发展与人格组织压缩成单一的解释。

作者认为，BPD的可治疗性同样支持保留该诊断。目前已有辩证行为治疗（DBT）、良好精神科管理（GPM）、移情焦点心理治疗（TFP）和基于心智化的治疗（MBT）等结构化心理治疗：

• DBT可减少自杀行为和情绪失调，但其治疗强度和复杂性可能限制临床可及性；

  
  

• GPM是一种具有心理动力学取向的通科模式，整合心理教育、对人际高敏感性的关注和个案管理，设计上可由非专科临床人员实施；其在随机试验中获得了与DBT相当的结局，也更便于在精神卫生系统中推广；

  
  

• TFP重点处理内在客体关系、身份整合以及治疗关系中的情感调节，治疗通常更为密集，主要针对持续存在的人格功能损害；

  
  

• MBT则通过发展心智化能力，改善情绪调节和人际功能。

上述治疗虽然理论路径不同，但都重视清晰的治疗结构、稳定的治疗联盟、自伤和自杀行为管理，以及促进更稳定、整合的自我感。治疗早期应优先制订安全计划并促进患者参与，协作对象可包括家庭和多学科团队。按照阶梯式照护思路，对BPD高风险者的初始接触可侧重心理教育和个案管理；对于严重程度更高、具有高水平自我破坏行为或对较低照护层级无反应者，可转入疗程更长、结构更复杂的循证治疗；若仍无反应或严重程度加重，则可提高照护等级，包括住院或部分住院。

此外，青少年期是人格障碍发展的敏感阶段；识别提示边缘型易感性的临床指标，可能为早期干预提供机会。

作者认为，取消或更改一个诊断名称并不会让患者的症状、人际困境和风险随之消失，而保留诊断也不能自动消除污名和提升照护质量。临床应继续将BPD作为人格功能障碍加以理解，在承认创伤影响的同时避免单因素解释，并让准确的诊断真正连接到可获得、可持续的心理治疗。

与此同时，减少结构性污名需同时改变文化规范、政策和实践，发展以人为本的心理社会照护，传播关于BPD及其实际攻击风险的准确信息，并为人员培训和服务资源投入资金。自伤和自杀风险不能被视作道德缺陷；照护也不能只处理身体损伤，而忽略相关情绪痛苦。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能否「取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概念？| 专家视角

2025-12-09

文献索引：Ruffalo ML, D’Agostino A. Why Is It Still So Difficult to Acknowledge the Reality of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Harv Rev Psychiatry. 2026;34(4):248-255. doi:10.1097/HRP.000000000000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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