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在病因、临床表现和管理上高度异质，但人们仍始终期待找到单一的病因解释和相应治疗。近年来，免疫、代谢以及二者交织形成的「免疫-代谢」机制在精神医学中备受关注。然而，如何确认这些机制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如何将研究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相关研究能否经受检验，避免再次经历「希望-炒作-幻灭」的循环，也需要审慎观察。

在这一背景下，一项近期发表于Br J Psychiatry.的综述选取自身免疫性脑炎、抑郁症免疫-代谢表型、精神病性障碍与心脏健康、代谢监测及GLP-1相关治疗等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讨论了免疫和代谢机制对精神科临床工作的现实意义。

自身免疫性脑炎由针对特定神经元表面信号蛋白的自身抗体所致。抗体破坏脑网络功能后，可引发一系列神经精神症状。

与大多数精神障碍相比，自身免疫性脑炎在生物学层面具有一条相对清晰的因果链：特定抗体作用于相应的神经靶点，产生具有一定特征的临床表现，患者还可以从针对病因的免疫治疗中获益，而对症治疗主要发挥支持作用。因此，自身免疫性脑炎可以作为判断免疫机制是否真正参与一般精神障碍发生的一个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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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临床也需要将自身免疫性脑炎放在整个精神疾病谱系中看待：其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0.5～1例，与感染性脑炎相当，但远低于严重精神疾病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的患病规模。

抗NMDAR脑炎是自身免疫性脑炎中较常见的一类，患者几乎均会出现精神或神经精神症状。然而，该病临床表现通常十分复杂，并且几乎总会伴有癫痫发作、运动障碍、意识水平下降等传统神经系统症状。急骤起病，或精神病理表现与常见严重精神疾病明显不符，均可提高对自身免疫性脑炎的诊断警觉。单纯表现为精神症状的抗NMDAR脑炎较为少见，例外主要见于既往已经历典型多症状初次发作后的复发。

漏诊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也应避免在患病可能性很低的人群中开展缺乏针对性甚至过度的检查。「自身免疫性精神病」概念的提出，旨在识别经典自身免疫性脑炎以外、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的精神病性障碍患者。这些患者具有自身免疫性脑炎的部分核心临床特征，多模态检查也提示可能存在相关的自身免疫过程，但异常程度尚不足以诊断脑炎。

目前，「自身免疫性精神病」仍主要是一个实验性概念，其临床界定和治疗价值尚有较大争议。SINAPPS2试验纳入精神病性障碍且仅血清神经元表面抗体阳性的患者，在常规精神科照护基础上，将其随机分配至免疫治疗组或安慰剂组。该研究结果有望为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的高质量证据。

免疫精神医学之所以受到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物治疗已经能够改变类风湿关节炎等明确炎症性疾病的病程及临床结局。炎症介质与精神状态之间也存在较为明确的联系，如病毒感染时出现的「疾病行为」与抑郁性精神病理学存在部分重叠，干扰素治疗也可能诱发抑郁症状。此外，抑郁障碍患者更常合并心血管疾病、肥胖和糖尿病等内分泌及心脏代谢疾病。

这些疾病可能涉及共同的免疫和代谢异常。免疫方面的表现包括全身性低度炎症、C反应蛋白升高、细胞因子和糖蛋白乙酰基升高，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应激轴失调；代谢异常则包括腰围增加、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和瘦素抵抗。

然而，抑郁症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只有约25%～35%的患者具有炎症和/或代谢异常的客观证据。这一亚群可被视为候选的「免疫-代谢性抑郁」亚型，其精力相关的非典型症状往往更加突出，包括睡眠过多、灌铅样麻痹、疲乏、食欲增加和严重的快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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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亚群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还发现，患者在需要付出努力的决策中表现较差，并存在奖赏及运动相关脑回路异常、单胺稳态下降、纹状体多巴胺可用性降低和犬尿氨酸通路激活。这些变化均与动力和精力下降相关。

然而，临床仍需保持谨慎，因为上述表型也可能提示双相抑郁，需要结合完整病史进行鉴别，并采取针对双相障碍的相应管理。生物标志物研究的进展不能取代病史采集和临床判断。

系统评估并识别这种免疫-代谢表型，有望在更小、更为同质的患者亚群中更清楚地观察治疗效应，并实施更精准的干预。作者还指出，这类患者似乎对常规抗抑郁治疗的反应较差。因此，直接针对炎症、胰岛素抵抗或脂质失衡的治疗，可能成为一种辅助干预选择。

然而，目前尚不能确定塞来昔布、英夫利昔单抗等抗炎药物以及他汀类降脂药能否减轻抑郁症状。以往试验通常没有依据免疫-代谢生物标志物对患者进行分组，这可能影响了相关疗效信号的识别。因此，这一治疗思路仍需采用精准医学方法加以检验，尚不应被简单肯定或否定。

ASPIRE计划正在检验一种依据炎症指标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分层的精准免疫精神医学模式。未来还需纳入更多代谢标志物，并建立稳健、具有临床意义的临床及神经生物学识别标准。「免疫-代谢性抑郁」能否作为一种特定亚型经受进一步检验，目前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识别这类患者的意义也不只在于寻找新的抗抑郁治疗。由于其心脏代谢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可能较高，这些患者可能尤其需要深入的躯体健康监测和管理。

身体锻炼、跑步治疗、行为激活、戒烟和睡眠卫生管理等措施，可能同时减轻抑郁症状并改善总体健康。不过，可能从中获益的并非只有免疫-代谢亚型患者，而是包括整个抑郁障碍谱系乃至一般健康促进人群。因此，不能将这些措施的疗效视为免疫-代谢亚型特有的证据。

在心脏健康领域，一种广受关注的假说认为，免疫与心脏代谢失调可能共同参与严重精神疾病的基础生物学过程。ALSPAC纵向队列的研究结果提示，炎症与代谢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与精神病性体验风险升高有关。

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寿命平均比一般人群短约15～20年，心脏病是造成超额死亡的首要原因。生活方式和精神药物不良反应无疑会增加风险，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精神病性障碍与心功能异常是否还涉及共同的免疫、代谢和生物能量学机制。

首发精神病患者在接受抗精神病药治疗前，就可能已经存在全身性代谢紊乱和炎症。孟德尔随机化研究提示，遗传所预测的精神分裂症风险与心力衰竭风险升高有关；较高的精神分裂症遗传易感性还与心脏舒张期松弛功能受损相关。舒张功能障碍是心力衰竭公认的前期表现之一，这为精神分裂症遗传风险与心力衰竭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条可能路径，免疫机制也可能参与其中。

心脏磁共振研究还发现，一些躯体状况看似健康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存在较对照者更明显的心肌炎症和纤维化。这些发现提示，精神病性障碍与心功能异常之间可能具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但目前仍不能确定其中具体的因果关系。

如果上述假说成立，除改善生活方式和管理药物代谢不良反应外，直接针对炎症和生物能量学机制的治疗也可能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例如，GLP-1相关治疗不仅可以减轻体重、改善血糖，还具有心脏保护作用；抗炎药物则可能减轻由免疫机制驱动的心脏重构。不过，这些机制层面的可能性仍需转化为临床证据。

首先，需要通过具有深度表型数据的大规模纵向队列，厘清精神病性障碍与心功能异常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早期临床试验应考察靶向相关通路能否改善舒张功能和心肌炎症等中间心脏结局。最后，还需通过长期研究判断，这些改善能否延缓临床心力衰竭的进展，并减少精神病性障碍患者的过早死亡。与此同时，还应探索个体化策略，识别生物学风险最高、最可能从相关干预中获益的患者。

在相关新疗法仍处于研究阶段时，临床首先应落实已有的认识。精神分裂症患者目前接受的心血管照护仍不够理想。按照现有标准做好心血管健康监测和管理，是一项可以立即实施的重点工作；即使新的免疫-代谢治疗尚未成为现实，改善现有指南的落实情况也可能减少过早死亡。

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代谢风险比一般人群更加复杂，与遗传、疾病相关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处境和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等多方面因素有关，精神药物治疗又会进一步增加风险。

抗精神病药仍是挽救生命的重要药物，但也可能引起体重增加、血糖异常和血脂异常，这些影响在年轻、既往未接受治疗的患者中尤为突出。心境稳定剂和多种抗抑郁药也可能在开始治疗数周内引起具有临床意义的心脏代谢变化。此类不良反应不仅会增加患者原有的代谢风险，还可能通过影响服药依从性和自尊、加重既有的认知功能障碍，进一步妨碍其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精神科医师应优先考虑代谢负担较低的治疗。例如，作者援引近期共识指南指出，阿立哌唑可作为首发精神病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

图1. 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发生心脏代谢疾病可能涉及的特异性免疫及生物能量学通路

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的患者，所接受的照护质量往往低于仅患躯体疾病者。这种照护差距可能是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心血管死亡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之一。

现有指南普遍要求监测体重指数、腰围、血压、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糖和血脂，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代谢异常。然而，临床实际执行仍不充分，也缺乏连续性；针对可改变心脏代谢危险因素的预防和干预同样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诊断遮蔽、资源不足，以及精神科与初级保健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均可能造成上述照护缺口。

INTEGRATE共识指南明确指出，精神科医师应在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代谢异常的发现、监测和管理中发挥核心而主动的作用。同时，作者主张发展「联络医学」，将代谢医学专长整合到精神卫生服务中，并建立跨服务的衔接路径，确保筛查发现的异常能够得到及时、循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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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协作并不意味着把相关责任从仍居核心地位的精神科转移出去，而是要确保患者能够获得必要的专科支持和最新的医疗照护，同时避免给本已负荷沉重的精神科核心工作增加过多负担。正如联络精神科能够将精神科专长带入综合医院一样，联络医师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为不同精神科诊疗场景提供支持。

此外，照护还应关注贫困、住房不稳定和失业等社会人口学因素，改善住房、收入和支持，并保障医疗服务的公平可及。患者中心模式、协调照护和共同决策同样是相关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

筛查只有与解释、随访和必要的专科处理相衔接，才能真正转化为患者获益。因此，代谢监测、选择代谢负担较低的治疗、生活方式干预及跨专业协作，需要形成连续的照护流程。

在充分开展躯体健康监测、照护以及心理社会和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纠正同时影响精神和躯体健康的免疫或代谢异常，是贯穿上述研究的一个问题。不过，仍需避免还原论倾向，也不应强求用一种统一机制解释精神疾病的全部复杂性。在这一前提下，作者将GLP-1受体激动作用作为一个仍属探索性的研究范例。

GLP-1相关治疗，如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最初开发用于糖尿病和肥胖，目前已显示出对心血管结局和死亡风险的显著影响。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心脏代谢风险既可能与疾病本身有关，也可能由精神药物治疗进一步增加。作者据此提出，将这类药物与心脏代谢负担较高的抗精神病药联用，可能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策略，但其在精神科人群中的具体价值仍需专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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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GLP-1相关治疗能否带来神经精神获益，目前更加难以确定。这类治疗主要影响代谢和神经内分泌环路，同时也可调节多种精神障碍免疫-代谢表型所涉及的炎症通路。GLP-1受体表达于神经元、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激动这些受体可以调节突触可塑性、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并维持血脑屏障的完整性。

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GLP-1相关治疗可改变血液循环中影响血糖、脂质和炎症通路的蛋白，而且这些变化不依赖于体重改变。相关蛋白特征与抑郁症和物质使用等疾病的蛋白质组存在重叠，为药物再利用提供了研究假说。这类药物因而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代谢机制与免疫机制，尤其是炎症机制，可能如何在多种认知及精神障碍中相互交汇。

新近证据还提示，GLP-1相关治疗可能通过影响能量、奖赏及其他神经心理环路，作用于神经认知和心理过程。观察性研究发现，这类治疗与物质使用、精神病性障碍和神经认知障碍风险较低有关，但观察性关联本身不能确定治疗效果。

人体研究结果尚不一致，但相关作用在生物学上具有一定合理性。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司美格鲁肽改善了代谢结局，却未影响精神病理表现；另一项规模较小但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纳入72例重性抑郁患者，观察到了总体认知获益。为明确这些可能存在的作用，未来精神科临床研究队列还需逐步纳入微生物群和肠-脑机制等非常规通路。

在神经精神安全性方面，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队列研究的现有证据总体令人安心，尚未发现精神科不良事件或自杀相关风险一致升高。不过，仍需在风险更为集中的人群中进行检验，例如当前患有心境障碍且既往有自杀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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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GLP-1相关治疗的讨论，也可能促使精神科重新思考自身在跨学科照护中的作用。精神科长期以来经常借鉴其他专科的概念，如今也可以反过来提供一种整合框架，将认知、心境、行为、免疫和代谢视为彼此依存的不同维度。

作者提出的一个较为大胆的例子，是将联络-会诊精神医学常规纳入肥胖多学科诊疗团队。GLP-1相关治疗可能通过调节奖赏和冲动性，使人们不再把肥胖视为单纯的躯体疾病，而是认识到其中也可能存在可以干预的认知和情感机制。由此可将药物治疗与心理社会干预相结合，以帮助维持减重效果。联络精神科医师还可主动筛查并处理停药后体重反弹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

GLP-1相关治疗最终能否跨越传统诊断及专科边界，取决于严谨且依据生物标志物富集患者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需要区分外周效应与中枢效应、代谢纠正与真正的神经精神改变，并做好临床分层；除临床结局外，还应重点评估认知生物标志物、炎症和脑连接等机制性终点。

同时需要明确，现有GLP-1相关治疗不太可能成为解决各种神经精神问题的「万能药」。恶心及其他消化道不适在短期内可能可以耐受，但在精神障碍通常需要的长期甚至终身治疗中，可能成为持续用药的障碍。对于身体虚弱或体重过低的患者，例如部分痴呆患者，进一步减重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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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相关通路的新型或在研化合物仍需从神经精神角度进行更充分的评价，因为它们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获益，也可能造成危害。成本和可及性同样可能成为推广这类药物的重要障碍，尤其是精神疾病患者长期以来获得的医疗服务本就相对不足。

更为乐观的设想是，未来能够利用GLP-1相关通路开发精准治疗，在尽量减少代谢代价的同时，靶向改善认知、奖赏和炎症。但这一目标目前仍主要停留在代谢精神医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免疫学和代谢学都是成熟的基础生物医学学科，其相关理论多年来在精神医学中几度兴起。当前受到关注的代谢研究，承接了此前对全身性低度炎症的多年探索；而这些炎症研究，又建立在更早期有关心理、大脑和免疫-内分泌系统联系的观察之上。

自身免疫性脑炎以及干扰素治疗的神经精神影响，是少数初始效应较为显著的例子。除此之外，免疫和炎症研究经过多年积累，才逐渐被纳入精神医学概念，并开始应用多组学技术。当前备受关注的GLP-1相关治疗，同样建立在长期的实验室研究和早期转化工作基础之上。

遗传学和脑影像学等既往精准生物精神医学研究已经表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面对的往往不是更加简单、统一的解释，而是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因此，我们未必需要建立一种将免疫、代谢及其重叠机制与整个精神医学完全统一起来的理论。正如讨论常用精神药物时并不会将其称为「神经化学精神医学」，免疫和代谢最终也只是精神医学本身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作者对这一领域持审慎但并不悲观的态度。随着数据积累而修正概念，并将具有临床可操作性的发现逐步纳入实践，恰恰是这一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表现。机会并未丧失，但距离充分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精准且循序推进的研究、跨学科协作，以及对证据的严谨表述。

文献索引：De Giorgi R, Hahn MK, Cheliotis-James T, et al. Applying immunity and metabolism to psychiatry: lost, or in translation? Br J Psychiatry. 2026 Jul 14:1-6. doi: 10.1192/bjp.2026.10714. Epub ahead of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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