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胸心外科发展的历史
一、中国传统医学的外科
翻阅历史可以见到，中国传统医学在西周就有关于外科方面的记载，以后经过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都有关于外科方面的发展和著作，并有诸如扁鹊(公元前5世纪，战国)、华佗(公元145-208年，东汉)、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唐朝)等医学大家。但自明末清初以来，外科方面的发展就缓慢迟滞下来。
二、西方的古代医学和现代医学
比较来看，西方古代医学也有诸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希腊)、盖伦(Galen，公元129-199年，罗马)、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阿拉伯)等医学大家，但自英国医师J.Hunter(公元1728-1793年) 的工作以后，西方被认为是进入现代外科学的时期。它和古代医学的区别在于：(1)现代外科学立足于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基础科学;(2)现代外科学是以实验外科为手段来解决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外科学进入科学时代以后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
三、东西方医学的交流
汉唐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传统医药学方面就有过陆路上的往来，那是经过丝绸之路小规模的、个别人员的交流。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海路上的西方向东方的大规模传入，那时已经是现代外科学的传入。殖民主义者为了殖民目的而传宗教、开医院、办学校，但客观上也为当地带来了新技术、新知识。根据1937年的统计记载，英美系统基督教会在华举办的医院已有300处，诊所600处，医学校40处，已然很具规模了。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西方现代外科学在中国传统医学外科尚未发展、壮大时，就在我国生根、成长、壮大起来了。
四、现代外科学的迅速进步
现代外科学在欧美经过几代先贤300～400年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疼痛、出血、休克、感染等问题，并掌握了呼吸控制和循环控制技术，当然还有无菌术、麻醉、化学药物、抗生素、输液、输血、肠内外营养等的应用，这也要归功于基础医学，如生理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的支持，以及放射影像学、超声学的诊断帮助，轻工业医用器材和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材料的应用。总之，是综合的力量造就了现代外科学的卓越成就，我国的胸心外科临床事业正是随着这个世界潮流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五、我国早期的胸外科手术
1934年董秉奇在上海曾经报告过120例胸廓成形术治疗肺结核的经验，但最早的肺和食管手术不是出现在沿海医院，而是在1921年建立的北平协和医学院完成的。
1937年9月21日，王大同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使用肺门止血带方法，为22岁的女性支气管扩张患者成功地进行了左肺下叶切除术。1941年3月14日，张纪正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为49岁的男性肺癌患者成功地进行了左全肺切除术(肺门血管、支气管分别处理)。1940年4月26日，吴英恺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为58岁男性患者成功地进行了经胸食管下端贲门癌切除及食管胃弓下吻合术。1944年吴英恺在重庆，为18岁的女性动脉导管未闭患者进行了结扎手术。1945年黄家驷在上海几个医院开展了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1948年吴英恺在天津成功地完成了缩窄性心包炎患者的心包切除术。
以上这些手术当时在国内都是首创性的，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1949年以前关颂韬和卢观全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大同在北平府右街北口北大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也做过食管和肺手术。
六、新中国成立后胸心外科迎来迅速发展和提高时期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医院的John Alexander 是最早将胸外科分出来成立分科(Division)的，在欧美，胸外科专业开创于20世纪初期，起步较晚，但几十年来却是发展得最快的外科学分支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地的胸外科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了。1956年在北京(吴英恺)，1957年在上海(黄家驷、兰锡纯、顾恺时)都成立了胸科专科医院，各地已有的结核病医院(北京，辛育龄)、肿瘤医院(北京，黄国俊)也都开展了胸外科手术。1958年以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或医院，可以说是胸心外科的普及时期。
1954年上海的兰锡纯完成了二尖瓣狭窄闭式交界分离术。1956年黄家驷等报告了1 376例肺切除术治疗肺结核的经验。1957年上海的梁其琛完成了低温麻醉下心内直视肺动脉瓣狭窄切开术。1958年北京的侯幼临在低温麻醉下心内直视进行了二尖瓣关闭不全修补术。1958年上海的石美鑫完成了低温麻醉心内直视房间隔修补术。1958年西安的苏鸿熙使用鼓泡式体外循环机成功地完成了室间隔修补术。1965年上海的蔡用之使用国产机械瓣做了二尖瓣置换术，患者长期存活。1974年北京的郭加强完成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1976年北京的朱晓东引进生物瓣制作技术(牛心包瓣)，并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同年广州的罗征祥引进生物瓣制作技术(猪主动脉瓣)，并应用于临床。
可喜的是，这期间我国的胸心外科临床水平与国外比较虽然有差距，但并不是很大，而且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
七、改革开放以来胸心外科再次迎来迅速发展和提高时期
国家经济的兴盛和社会的稳定给临床实践和科研探索提供了良好条件，促进了大量手术病例经验的积累，取得了优异的临床成绩。以下部分统计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我国胸心外科临床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
1982年吴英恺、黄国俊等发表在《美国胸心血管外科杂志》上的文章，总结了他们自1942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以来，关于食管癌研究和外科治疗四十年的经验，代表了我国的卓越水平。2004年邵令方等总结河南省1965-2003年以来13 707例食管及贲门癌外科治疗经验，其中最后四年2 737例患者，手术切除率为97.7%，切除死亡率为0.5%，切除后五年存活率为31.6%。1997年张大为等总结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经验，2 004例肺癌患者手术后30 d死亡率为1.3%，五年生存率为38.8%，十年生存率为31.6%。
1997年北京的朱晓东等报告4 960例患者瓣膜置换术，上海的张宝仁等报告3 656例患者瓣膜置换术，手术死亡率均低于6%。2002年吴清玉、胡盛寿等报告1 034例患者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死亡率为0.97%。1989年汪曾炜等报告1 880例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死亡率为4%。2001年刘迎龙等报告14 358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总的死亡率为2.26%。
关于心脏移植，据1999年统计，我国35个医疗单位共进行了130例心脏移植手术，其中最早的是上海的张世泽等在1978年做的3例，一例曾存活109 d。存活时间最长的是哈尔滨的夏求明等1994年的手术患者。2003年上海中山医院报道50例心脏移植手术，手术成功率为98%。据统计，心肺联合移植手术1999年已进行过9例，包括1992年刘晓程等和1994年刘清玉等人的病例，患者均无长期存活。但2003年吴忠民等报告的患者就存活了106 d。吴清玉报道2001年3月为一名患者植入Novocor pump，2年后再为此患者做心脏移植，术后随访良好。
1979年北京的辛育龄曾为2例肺结核患者做过肺移植手术，术后移植肺均未能成活。1995、1998年北京的陈玉平等的2例肺移植患者术后生存了5年和4年多。直至2004年，上海、无锡等地相继做了共34例肺移植手术，但术后存活时间均未超过前者。
此外，关于复合人工气管移植，大血管、婴幼儿心脏外科，电视胸腔镜手术，术后监护，体外循环及灌注等方面均有自己的优秀成绩，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以上的辉煌成就是广大胸心外科同道们辛勤劳动，共同努力的结果，为此付出了不少的心血。这些成就是值得祝贺的，也是应该致敬和感谢的。
八、我们的前途任重而道远
我国的胸心外科学起步虽然晚些，但发展迅速，临床科室和研究单位不断增加，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扩大，据中华医学会统计，国内各级医院1996年已有844个胸心外科科室，6 109名胸心外科医师(包含灌注师)。1997年已有483个单位开展体外循环技术，做心内直视手术了。就临床水平来说，无论和自己的过去比较，还是和国外同行比较，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临床治疗方面已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在食管癌外科治疗方面则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心血管外科不少人的外科技巧艺术确已达到精湛程度，并受到国内外权威的赞扬和肯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胸心外科界高兴的事情。但如果从整体来说，我们无论是在临床实践、临床研究，还是医师培养、基础实验室研究，以及医疗仪器、设备、器材等方面，还是很落后的，缺少雄厚的基础，中国胸心外科事业的前途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九、学会和刊物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我国胸心血管外科学会是1985年经苏鸿熙等人积极奔走，由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华医学会总会的批准而成立的，并将原由北京友谊医院主办的杂志冠以中华之名，成为学会的杂志。学会成立前，1981年10月和1985年10月曾开过两次国际心胸外科座谈会。1981年的会议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吴英恺和美国Lyman A.Brewer III 国际外科学会合作举办的，也是我国胸外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1985年的会议是为了祝贺吴英恺和RM Peters主编的《国际心胸外科实践》(中、英文版)的出版而在安贞医院举行的。学会成立后在苏鸿熙、孙衍庆、朱晓东、胡盛寿等人的主持下，曾举办过多次大型胸心外科学术会议，这些活动大大地提高了我国胸心外科界的学术气氛和团结精神，为国内外同道互相认识、学习、交流经验提供了机会，为各阶层医师们提供展示才华的场合，鼓励医师们在自己的业务岗位上做出成绩，提高写作能力。而2004年由朱晓东和J.D.Cooper 共同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心胸外科医师协会第14届世界大会，充分说明了我国胸心外科界得到了世界同行们的尊重和重视。
学会和学会出版的刊物，实际上对胸心外科界的治学敬业精神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对医德医风的思想教育有着示范作用，对学风文风有着榜样性作用，为反对华而不实、吹嘘浮夸、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有着重要意义。谈到学会，应该感谢苏鸿熙、孙衍庆、朱晓东、胡盛寿等人长期为学会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精神，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大家都要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共同事业。
十、胸心外科医师成长的经验
我国早期的胸外科医师多是华裔、华侨在国外学医后来华工作的，有些是在国内教会医院、学校学医后工作的。他们和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胸外科医师相似，都是起点较高，经过严格的住院医师制度训练，重视学习基础理论，重视床旁实践的。参照欧美成功的经验，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后还是要吸收老一辈医师们成长的经验，学习他们严肃的治学敬业态度，高尚的救死扶伤的医德医风，为今后培养大量优秀的胸心外科人才而扎实努力。
十一、结束语
西方现代医学发展至今，已取得卓越的成绩，由于诊断技术的进步，精微电子仪器的使用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促使外科治疗的思维也有了变化。
例如，胸外科手术50年代时强调根治切除、扩大切除、清扫切除等原则，今天则同时强调微创性、功能保护、提高生活质量等。心外科手术同样发展小切口，电视制导内腔镜操作，更多的使用修复技术来代替整个部件的置换，更多的使用器械吻合，介入技术，混合使用各种技术(Hybride)，尽量缩短或少使用体外循环等等。这种趋势便相应的要求我们胸外科医师需要有更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更广泛的临床知识。
学习现代外科新技术的同时，也要看到同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1)由于视医疗服务为商品，伴随的是营利色彩的浓厚，而医学本身固有的救死扶伤精神淡薄了;(2)过分依赖仪器检查报告，忽视床旁接触患者和自己的观察，读报告、看曲线数字、会议讨论的时间多，接触患者的时间少了;(3)分科愈来愈趋向专且细，培养人才形成过早时间的“专”，缺少必要基础知识的“专”。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我们学科的发展方向。
回顾历史，我们应谨记“不要忘了学习国内外前辈们的严肃的治学敬业精神，学习他们的床旁艺术，学习他们的医德医风，为了我国胸心外科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努力”，以此与各位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