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华医学会第20次全国麻醉学术年会于2012年8月30日-9月1日在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召开。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苏帆教授作的题为《中国古代麻醉术的迷失》的报告。
祖国医学源远流长，不仅针灸、汤药是世界之瑰宝，而且由它们发展形成的中药麻醉及针刺麻醉也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西方国家应用麻醉药是近一百多年的事，而我国在二千多年前的扁鹊（约407～310）就懂得用“毒酒”使人“迷死”。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外科学已逐渐形成。列子记载：“鲁公扈，赵玉婴二人有疾，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二人辞归。”宋代窦材的“扁鹊心书”记载用“睡圣散”作为炙治前的麻醉剂，其主要药物是曼陀罗花。可见中国古代麻醉术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纪就已经出现，而后来华佗在扁鹊的基础上有所传承和发展，发明了现在众人皆知的“麻沸散”。但是，从华佗的“麻沸散”到近代美国医生威廉.莫顿实施第一例乙醚麻醉，时空跨过了1700多年，威廉.莫顿从此也被尊为“现代麻醉学之父”。反思这17个世纪的时空变迁，不但没有对古代中国麻醉术的任何发展，同时还失去了对“麻佛散”的一切记忆和传承。传统中医药学在经历了秦汉、隋唐、宋明清及近代不同时代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诊治方法的医学领域的奇葩，受到全世界瞩目。但在中医药学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偏偏古代麻醉术却迷失在这漫长的世纪长河中了哪？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麻醉医学将如何发展哪？下面从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 生态环境与社会背景对古代麻醉学发展的影响
自秦始皇灭其它六国统一中国后，中国的版图历史上第一次达到高度的统一，国土的统一不仅使得文字、度量单位等得到统一，这种一致性也体现到传统文化和医学方面，由于地界的统一，中医药的发展也整合了全国的来自不同地域、气候环境等的动植物及矿产资源。因为古代的中医用药及诊治疾病一直依赖与草本植物、矿产、生物、水资源、酿酒业等等。国土过分的割据势必造成资源的过分独立，而缺乏整合和发展。因此，统一后的中国，各地域的行医者交流日益广泛，其医药资源也得以整合，整合后的资源形成了创新的基础。华佗在扁鹊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了“麻沸散”应该是深受这种整合资源影响的。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炒南星。1804年他应用曼陀罗、草乌头制成“通仙散”，成功地进行了乳癌根治术。以上这些草药的生长地域有着明显的不同，如草乌头大多生长在西域深山多水之地，而曼陀罗花多生长在南方多雨潮湿的地方。这种植物生态的特点只有在相对较大且稳定的生态环境中才能整合到一起。因此，推测只有在国土统一，大的生态环境适合的情况下，某些奇特的组方才能被创制出来。
然而，汉末皇室腐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大乱。长年征战最后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偌大的疆土被分割成北魏、西蜀、东吴三大块。在造成生态环境极大破坏的同时，原来生态的平衡被打乱，相互之间的联系被分隔。因此，在曹操疑斩华佗以后，“麻沸散”从此就成了一个传说。三国民间的交流断绝，加上老百姓认为如此神医华佗当能被斩，其江湖郎中的命运可想而知，有谁还能再复用“麻沸散”进行“刳破腹背，抽割积聚”的尝试哪，谁还能再去重蹈覆辙研究“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而招惹权贵哪！所以不但古代麻醉术就此衰败，甚至外科手术从此也似乎退出了中医的历史舞台。
二、 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对麻醉学发展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对中国古代灿烂文明史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但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汉代的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其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天人感应论、君权神授说、三纲五常说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以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精华。然而它们不仅为当时的汉武帝所采纳，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接受。究其原因，董仲舒的思想恰好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需要。但是，儒家做为一种思想体系，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它不可能不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它一方面适应了上层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有其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发展有利的一面，但同时有些思想却禁锢了社会的创新和变革。人们满足现状，不求开拓和进取，顺应天命。“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的谚语广泛流传在民间。因此，医学的发展肯定也深受其影响，人们可能会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得了重疾可能就是一种宿命，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不如多读两本经书。华佗的“麻沸散”和外科手术在当时可能就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医术，并不被普通人所认可。试想一下，上层社会大多是有地位和知书达理的阶层，他们况且不能接受，普通的老百姓焉能接受那种“剖胸破肚、断截湔洗”的奇怪医术哪？
三、 宗教对古代麻醉学发展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意识形态里的崇拜和信仰。他们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神秘力量并统摄万物，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人类，从而使人对这种神秘产生敬畏和崇拜。历来宗教与科学都是不断发生冲突的，尽管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哲学思想在某些方面有类似宗教的元素，但不可否认，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是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实践与创造的，有时总结出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方法是有悖宗教思想的。虽然宗教活动中也有养生和健体，但他们的指导思想与普通的医学养生和健康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相信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他们心目中的神灵。因此，无论哪种宗教，它的兴旺发达必定对科学的进步是一种反动力，那么，当一种技术和医疗手段在社会上消失了，对广大信徒来说又算得了什么？谁会在意哪？他们心目中的救赎是神，而不是医术。两千多年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具有宗教色彩的道教、儒教等，它们的兴衰直接影响着医学的发展。“麻沸散”的消失，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可能是天大的憾事，但即便整个麻醉与外科学的迷失对宗教来讲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民间俗事一桩。
四、 人文理念和西方医学对古代麻醉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但是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侵入，隋唐盛世前后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的人文理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人们开始对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自我反思和思考，开始接受西方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思想行为无疑对医学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华佗的“麻沸散”消失后，古代的麻醉术迷失在医学的发展中，但是医术中对人的关怀并为从此消失，人们渴望发展技术和增长知识的愿望并未泯灭，正相反，经过上千年众多医者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中医药理论和诊疗方法更加完善和有效，旨在减轻病人伤痛的以人为本的医术方法得到发展，下面列举几例：
明代梅元实的《药性会元》中记载了一味大家都很熟悉的药方，就是由曼陀罗、川乌、草乌组成的“蒙汗药”，能令人丧失知觉，从而产生镇痛作用；唐代文学家薜用弱在其所撰《集异记》中，就曾记载有我国第一例针刺麻醉手术；唐初政治家狄仁杰，有记载“善医术，尤长针刺。显庆年间，狄氏应制入关，途中，遇一豪富家孩子约十四、五岁，鼻端生一拳头大肿瘤，痛难忍。狄氏随即给患儿针刺脑后穴位，顺利摘除鼻端肿瘤”。此记载是我国最早应用针刺麻醉进行手术的例子。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性对现代麻醉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不衰，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而儒家思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练，虽然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中，但是发展到今日，人们开始不断的反思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和它在当今社会中的进步元素。儒家思想也具有一种开放和包容性，开放和包容的思想意味着具有发展的潜力。儒家的思想如果没有开放性，西方文化就不可能在我国立足；没有包容性，来自世界多元文化这么强大的冲击，儒家思想早就荡然无存。
儒家思想中的仁爱、道德、和谐、中庸之道用在行医上是最贴切不过了。麻醉医学是目前医学领域最具潜在风险的学科之一。做为麻醉医生最重要的就是仁爱之心、职业操守、社会责任和高超技巧。因为他们的职业关乎生命存亡；他们的职业操守意味着生命价值；他们顾及的是医患共同的命运；他们的技术是绝无任何偏激的中庸之道。如今我们缅怀“麻沸散”，但“麻沸散”放置今日已不可能再有用武之地，但做为一种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对麻醉学的发展永远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在我们引以自豪的同时激励着我国麻醉医生们奋起直追，力争再次站在世界麻醉学领域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