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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0日至22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主办，湖北省医学会承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血液学学术会议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此次盛会汇聚了国内外血液学领域的精英学者，共同探索血液学的前沿与未来。会议期间，医脉通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常英军教授接受采访，就恶性血液病患者微小残留病（MRD）的检测及其在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医脉通：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在MRD的检测方面迎来了哪些新进展？MRD检测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了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预后评估和治疗决策？

常英军教授

MRD作为评估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预后与治疗效果的关键生物标志物，其检测技术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领域已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然而，对于AML这一高度异质性的疾病，MRD的检测依旧面临诸多挑战。在AML的MRD检测方面，近年来，国内外专家已经就MRD检测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这些共识不仅为临床治疗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导，也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框架性的建议。

从技术层面来说，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无疑是当前MRD检测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手段。传统的MFC检测MRD主要基于白血病相关免疫表型（LAIP）的识别以及与正常骨髓细胞表型相鉴别（Different from Normal）两种方法，但在实际应用中，其敏感性与特异性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近，我们与国外学者通过白血病干细胞（LSC）检测对MRD进行了评估。我们在2022年发表于《Blood》杂志的研究显示，与MFC相比，移植后基于LSC评估MRD的敏感性提高了25倍。另外，LSC检测MRD至血液学复发的中位时间大约为140天，比MFC方法延长了60至80天，这对临床医生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单细胞测序技术也在MRD检测中显示出了巨大潜力，它能够观察到单个细胞中的多个突变以及克隆演化的规律，这对于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制定至关重要。例如，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发现的特定突变可以指导靶向药物的设计。如果发现多个突变同时存在，则可能需要考虑采取强化治疗、多药联合或移植等措施。尽管如此，单细胞测序技术的敏感性仍然限制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从临床实践的视角出发，MRD检测在AML与ALL的治疗中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在移植前它不仅可以指导移植患者的供体选择，还可指导治疗方案的调整与优化。我们中心的数据证实，在移植前MRD检测呈阳性的患者中，使用单倍型相合移植相比于同胞相合移植，可以发挥更显著的抗白血病效应。美国的研究表明，对于移植前MRD阳性的患者，加强预处理是必要的。其次，MRD也有助于确定适合进行移植的患者群体。此外，移植后，MRD的检测结果还可用于指导加强某些患者的干预措施，以降低复发风险。目前，除白血病外，MRD在多发性骨髓瘤（MM）、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疾病中也显示出其重要价值，相关研究成果均有发表。MRD极有可能是白血病等恶性肿瘤治愈的最后一个屏障，未来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深入探索以克服该屏障。

医脉通：随着临床技术的日趋成熟、基础科研向临床应用的不断转化以及学术理念的日益更新，血液肿瘤的治疗已经进入了量体裁衣的个体化治疗时代。能否请您谈谈在血液肿瘤的个体化治疗中，应如何结合患者的MRD检测结果与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信息来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

常英军教授

在血液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时代，MRD检测结果仅是指导治疗的众多生物标志物之一。除了MRD，血液肿瘤患者还具有多种其他生物标志物，例如在白血病中，AML1-ETO和BCR-ABL基因的存在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通过深入的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罕见的融合基因和突变。此外，白血病细胞的代谢状态和患者的整体状况，亦可能指导治疗策略的制定。

为了实现更精细的预后分层和个体化治疗，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AI）技术，将MRD与其他生物标志物整合，构建一个预后的积分系统。这种整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治疗决策中更精准地预测患者的疾病进展和治疗反应，从而为每个患者提供全面的、个体化的精准治疗策略。这种治疗策略不仅有助于降低白血病的复发风险，还可以减少移植相关的并发症。

医脉通：MRD检测在血液肿瘤的疗效评估、复发预警以及指导治疗选择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那么MRD阴性是否能够视为血液肿瘤治愈的“金标准”？如果不是，它的局限性在哪里？

常英军教授

虽然持续的MRD阴性，如在MM患者中连续12个月MRD检测结果呈阴性，可能表明患者有很高的治愈可能性，但这种治愈通常被认为是功能性的，因为目前MM仍然被认为是一种不可完全治愈的疾病。

实际上MRD阴性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性，即治疗后患者体内没有检测到白血病细胞或恶性肿瘤细胞。第二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阴性，而是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检测到肿瘤细胞，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内没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因此，MRD阴性并不完全可以视为血液肿瘤治愈的“金标准”。

因此，MRD检测的局限性在于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可能受限于当前的技术手段。例如，目前的检测手段可能只能达到10-6的灵敏度，而要达到10-9的灵敏度，理论上需要检测1L的骨髓，这在实际操作中是不现实的。因此，提高MRD检测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如果能够将检测敏感性提高，MRD阴性可能更接近血液肿瘤治愈的金标准。

常英军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后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血液病学系第二届、第三届主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第十一届全国委员、诊断学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