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术期免疫治疗逐渐成为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重要选择。CheckMate 816、KEYNOTE-671、AEGEAN等研究^1-3陆续证实，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模式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病理完全缓解（pCR）率与长期生存。然而，面对治疗成本与患者个体差异，如何精准地选择适合的患者，以最小的医疗资源实现最佳疗效，成为临床实践的重要议题。

为深入探讨这一临床问题，我们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储天晴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胡洁教授，以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刘安文教授，从生物标志物的前沿进展、探索方向到临床实践指导价值，分享她们的专业见解。

生物标志物前沿进展：PD-L1与ctDNA的重要价值

围术期免疫治疗临床疗效的预测，始终围绕生物标志物展开。其中PD-L1表达水平和ctDNA（MRD）成为当前研究备受关注的两种生物标志物。

储天晴教授指出，PD-L1表达水平是当前围术期免疫治疗中应用最广泛的疗效预测指标之一。多项研究如CheckMate 816、KEYNOTE-671和AEGEAN等均提示^1-3，PD-L1表达阳性的患者在围术期免疫治疗中呈现出更加明显的获益趋势。但她也同时强调，不同研究中PD-L1表达水平与疗效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完全一致，即使PD-L1阴性人群在一些相关研究中仍能显示出一定的获益^2,4。

此外，围术期治疗中ctDNA-MRD动态监测已成为疗效评估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ctDNA持续阴性的患者，术后复发概率显著降低，预后更佳。胡洁教授认为，ctDNA的清除状态与pCR情况密切相关。CheckMate 816的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免疫联合化疗治疗组中实现ctDNA转阴的患者，相比未转阴患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HR=0.38）⁵，提示ctDNA的水平对于判断长期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胡洁教授：

CheckMate 816研究清晰显示，新辅助治疗阶段ctDNA清除的患者预后明显更好。因此，ctDNA的检测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评估微残留病灶的清除情况，也能有效预测患者的长期预后，是围术期临床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PD-L1表达水平与ctDNA检测两种生物标志物的前沿进展，初步奠定了围术期免疫治疗临床实践的精准治疗基础。

围术期免疫治疗标志物探索方向：从单一走向联合与动态监测

尽管PD-L1和ctDNA已展现出明确的临床价值，但围术期免疫治疗的精准化仍未达到理想状态。如何更精准地预测疗效、选择患者，成为标志物研究持续探索的方向。

储天晴教授指出，在临床实践中，PD-L1和ctDNA联合使用已逐步帮助医生实现更加精准的治疗决策。尤其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的pCR率与ctDNA清除状态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可靠的预后评估依据，并有助于确定患者后续治疗策略。胡洁教授同样高度认可当前pCR作为预后预测因素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如何更准确地判断患者是否达到真正的pCR，仍需依赖多学科情景下的共同验证，离不开标志物体系的不断完善。

刘安文教授进一步补充道，动态监测MRD状态的临床价值巨大。通过术后的ctDNA持续监测，不仅能够及时发现肿瘤复发的早期迹象，也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实时调整患者的治疗强度。同时，临床上亟需制定更加规范的标准化MRD监测方案，建立质控机制，以更高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她特别指出：

术后MRD持续阴性的患者复发风险相对较低，属于潜在的治愈群体，可能不需额外治疗；而MRD持续阳性的患者则需更积极、更长久的治疗策略。这凸显了ctDNA动态监测对围术期免疫治疗的临床指导价值。与此同时，还要保证检测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才能精准指导临床实践。

三位专家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未来围术期免疫治疗标志物探索将朝着联合检测、多维分析、动态监测的方向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临床精准决策，最终目标是将合适的治疗策略精准应用于获益最大化的患者，从而避免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正如储天晴教授所总结的那样：

PD-L1和ctDNA的联合应用，能帮助临床医生更精准地筛选出适合围术期免疫治疗的患者，避免盲目治疗，真正实现“花小钱，办大事”的临床目标。

小结

免疫治疗的问世，使肺癌诊疗进入了新的阶段。PD-L1、ctDNA等重要标志物在预测疗效和患者筛选中的突出表现，为实现围术期治疗的精准化、个体化提供了重要工具。

当前，尽管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仍存在许多挑战，但随着联合检测、动态监测与个体化治疗决策的探索不断深入，围术期免疫治疗正逐步迈向更精准、更高效的临床实践阶段。正如储天晴教授、胡洁教授和刘安文教授共同指出的，未来临床医生需不断优化标志物的应用策略，使围术期免疫治疗真正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临床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惠及每一位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审批编码1506-CN-250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