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CheckMate 816、KEYNOTE-671、AEGEAN等Ⅲ期研究^1-4相继公布，围术期免疫治疗逐渐成为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的重要模式。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显著提升病理完全缓解（pCR）率，并展现出生存改善的趋势，为早期NSCLC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然而，临床实践远比研究环境复杂。如何界定适合免疫治疗的人群？如何确定新辅助治疗的周期和手术时机？生物标志物能否真正指导临床？这些问题在日常诊疗中频繁出现，但尚缺乏统一答案。近期，医脉通对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进行了专访，围绕围术期免疫治疗的热点问题，请他分享了观察与思考。

临床实践挑战突出，热点问题集中在患者选择与治疗流程

吴一龙教授指出，虽然已有多项注册性研究发布，但这些研究并未直接回答临床中最常遇到的具体问题。医生们在日常实践中常常遇到不同的理解和操作方式，因此需要更加明确、可操作的参考意见。

例如Ⅰ期患者，尤其是高危因素较少的群体，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所有患者都接受围术期免疫治疗。这类患者总体预后较好，如果盲目扩展免疫治疗的使用范围，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治疗负担。因此，他强调，在Ⅰ期人群中应当保持谨慎态度，等待更多研究结果来明确真正获益的亚群。

相对而言，Ⅱ–Ⅲ期NSCLC患者获益更为明确。吴教授提到，现有临床研究数据显示，这一人群接受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能够显著提高pCR率和长期生存的可能性。对于这一类患者，围术期免疫治疗已成为高度推荐的方案。

在治疗流程方面，他还特别提到，疗程与手术时机是临床面临的突出问题。一些医生担心疗程过长会影响手术时机，而疗程过短则可能不足以发挥免疫治疗的作用。吴教授明确表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的标准疗程应为3个周期，手术应安排在治疗完成后的4–6周，这样既能保证治疗效果，又能降低因延迟导致失去手术机会的风险。

生物标志物应用的挑战：技术标准需统一

在生物标志物方面，吴一龙教授指出，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PD-L1和ctDNA（MRD）等检测，仍存在不少问题。

对于PD-L1，他表示，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其与疗效的相关性并不一致，一些PD-L1阴性患者同样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因此难以作为唯一的患者筛选标准。

对于ctDNA，吴教授认为其在疗效动态监测方面展现出应用前景，部分研究已提示ctDNA清除与pCR高度相关^2-4，但他强调，目前检测平台差异大、灵敏度与解读缺乏统一规范。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标准化与质控体系，贸然大规模推广可能会带来更多混乱而不是精准。

展望未来：从实践问题走向循证解决

吴一龙教授强调，围术期免疫治疗已成为早期NSCLC管理中的重要选择，但临床中仍有大量未解之处，包括人群选择、疗程安排、手术时机、标志物应用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前瞻性研究和真实世界数据来不断验证和完善。

他指出，目前医生们最需要的是“能在日常工作中用得上的参考意见”，而未来的研究价值就在于逐步将这些参考意见转化为循证医学证据，从而形成更为清晰的诊疗标准。

小结

围术期免疫治疗正在改变可切除NSCLC的诊疗格局，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挑战。吴一龙教授的观点凸显了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Ⅰ期患者不宜盲目治疗，Ⅱ–Ⅲ期患者获益明确；新辅助治疗应以3个周期为宜，手术控制在4–6周内完成；生物标志物应用亟需统一标准。

这些问题并非障碍，而是推动研究和实践进步的动力。随着更多高质量数据积累，围术期免疫治疗将逐步实现更精准、更规范的应用，最终真正改善早期NSCLC患者的长期生存。

专家简介

吴一龙 教授

肿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IASLC杰出科学奖获得者

中国医师协会（CMDA）副会长

广东省医师协会（GDMDA）会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GDPH）首席专家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GLCI）名誉所长

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主席

2018-2024年临床医学领域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首任理事长，荣誉主席

1787-CN-2500734